【內容提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澤民同志“經過了長時期思考”才提出來的，是對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其客觀依據、思想方法和主要內容都與后者同中有異，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階段實踐相結合的最新成果。
【摘 要 題】本期聚焦
【關 鍵 詞】“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鄧小平理論/指導地位
【 正 文】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一個歷史性貢獻就在于，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予以確認。但還有許多人對此存在思想疑惑，其中最突出的是表現在兩個方面的認識問題上：一是認為，江澤民同志是2000年2月在廣東考察時才正式提出“三個代表”思想的，我們經過兩年多后就把它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是不是“太倉促”了?二是認為，我們黨在十五大上剛確立鄧小平理論的指導地位，現在又確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地位，這兩個指導思想到底是什么樣的關系?本文擬對此談一些看法，希望能有助于上述思想認識問題的解決。
一、“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澤民同志“經過了長時期思考”才提出來的
要解決上述思想問題，我們首先必須正確認識“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即不能把它簡單地理解為只是在2000年2月才形成的。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起碼可以追溯到1989年6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已經形成，在繼續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路線方針政策的前提下，黨和國家工作的側重點略有轉變。全會提出，當時要注意抓好4件事：一是徹底平息政治風波，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進一步穩定全國局勢;二是繼續搞好治理整頓工作，堅持改革開放，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三是認真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努力開展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獨立自主、艱苦奮斗的教育，切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強黨的建設和民主法制建設，堅決懲治腐敗，切實做好幾件人民普遍關心的事情。其中，第二項工作就是要解決如何更好地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問題;第四項工作，既表明當時中央已經這樣或那樣地在思考和解決“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的問題，而且還把最后的落足點放在如何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問題上。 不但中央從十四屆三中全會后開始著力探討和解決“要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的問題，而且江澤民同志也在各種場合反復強調要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其中已經這樣或那樣地涉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此僅舉數例，以為佐證：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江澤民同志明確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關鍵在加強和改善共產黨的領導。在中國這樣的大國，要把十一億人民的思想和力量統一起來建設社會主義，沒有一個具有高度覺悟、嚴明紀律和自我犧牲精神、真正代表和團結人民群眾的黨來領導，是根本不可能的。”[2](P570)這里已經滲透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特別是已經明確地提到“真正代表和團結人民群眾”的觀點，這同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關于在新形勢下如何加強黨的建設和改善黨的建設問題，十四大已經明確提出了指導思想、目標要求和主要任務。正如江澤民同志所言：“現在的問題，是要繼續全面抓好落實。總的目標、要求是什么?概括地說，有三句話：一是我們的黨建工作要緊緊抓住一個主題，就是把黨建設成為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更加堅強的領導核心;二是努力提高黨的執政水平和領導水平;三是要進一步增強黨組織自身的凝聚力、對廣大群眾的吸引力、在改革和建設中的戰斗力。”[2](P571)在這里，江澤民同志實際上就在回答要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的問題，而且其中有許多思想，正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所肯定和加以進一步發展的觀點。
——在黨的十五大的報告中，江澤民同志指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創造性地運用于當代中國，圍繞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條件下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開創了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面向新世紀，黨中央領導全黨正在繼續推進這個新的偉大工程，就是要把黨建設成為用鄧小平理論武裝起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能夠經受住各種風險、始終走在時代前列、領導全國人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政黨。”[2(P571)]這里不但涉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問題，而且對黨必須始終保持自身的先進性也作了很明確的強調。依筆者之見，關于“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的問題的思考，始于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但其實踐，則主要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形成之后。 最后還有必要強調指出，江澤民同志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通過“總結我們黨七十多年的歷史”得出的結論，這說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有著很長時間的實踐作為自己的經驗基礎和歷史依據的，而非任何人主觀隨意性的杜撰。正因為堅持“三個代表”是中國共產黨與生俱來的要求，所以江澤民同志2000年5月在江蘇、浙江、上海黨建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1](P7)這是對堅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
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對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關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鄧小平理論的關系，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的報告中已經明確指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對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人們思想上存在比較多疑慮的問題，是集中表現在怎么正確看待“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聯系和區別，以及它們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中的歷史地位問題。
從總體上說，“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是辯證統一的。 正因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鄧小平理論是一脈相承的，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所以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我們不但不能把它們絕對對立起來，而且要善于把它們有機結合起來，充分地、全面地發揮它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的應有作用。在現階段，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就必須堅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也就是最好地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不但是對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從而使它們保持一種密切的聯系，不容截然割裂或對立;而且是對鄧小平理論的“發展”，所以又包含著理論的創新和飛躍，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推向一個新階段。
第一，“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客觀依據，是同中有異。
一方面，從國際大背景來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鄧小平理論雖然都是產生并適應于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新時代，但它們所對應的時代主題的表現和解決是處在變化的過程中的，已經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新特點。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正式提出時，世界和平受到了很大的挑戰：北約東擴以及北約“新概念”的提出，給世界增添了許多不穩定的因素;領土糾紛、宗教信仰沖突、民族分裂時有發生，特別是恐怖主義異常活躍，再加上反恐斗爭往往交織著某些強權政治的擴張，使當今世界的矛盾更趨復雜化;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一種客觀趨勢，但在其背后又有人開始謀求實現“文化全球化”甚至“政治全球化”，現代西方大國對其他國家的政治和文化干預日益加劇;貌似平靜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斗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明弱暗強;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在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投下了濃重的陰影……發展問題不但遠未解決，而且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不平等的競爭將更加突出，南北差距會進一步擴大，世界發展、特別是第三世界的發展必然充滿艱難和曲折。“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適應這種時代發展的新特點而提出的，從而具有鄧小平理論所不同的時代特色。
另一方面，從國情依據來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鄧小平理論雖然都是以中國正處在并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客觀根據的，但它們所對應的初級階段的發展也具有不同的特點。
鄧小平同志曾經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3](P252)但在當時，鄧小平同志主要側重于經濟角度來理解和闡述這個問題的。因為，我們過去實行的是“以階級斗爭為綱”，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生活和上層建筑領域的改變上，從而對社會主義也更多地是從政治或上層建筑方面加以考慮和說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黨面臨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撥亂反正，把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方面來;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關注點上也發生了比較大的改變，更多地是從經濟角度來加以闡釋。如鄧小平同志所說：“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只有這樣，才能表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6](P314)當時也講改革，但也首先是指經濟體制改革;而且改革的直接目的，主要也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所以相對來說，當時人們在完善政治制度和加強政治建設方面考慮得比較少，特別對“要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的問題，當時還不成為最急待解決的問題。 第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思想方法，也是同中有異。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也是鄧小平理論的根本思想方法。這主要是由于，當時國內外的實踐或實際情況發生了比較重大的變化，向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戰，要求后者隨前者不斷豐富發展。但是，此時正值“兩個凡是”思想甚囂塵上，從而造成了實踐或實際發展要求和理論相對滯后的尖銳矛盾。要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作出科學回答，就必須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方法;而且首先要解放思想，即以解放思想來沖破“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以實現實事求是。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對鄧小平理論的豐富和發展，雖然也是堅持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為主要思想方法的，但又具有明顯的個性特征。一方面，“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思想方法意義，主要不在于繼續遵循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而是在于從既成的思想路線出發，確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方法的科學性，并進一步闡釋和概括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社會作用。如江澤民同志所言：“我們黨在歷史上的一些時期曾經犯過錯誤，甚至遇到嚴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當時的指導思想脫離了中國的實際。我們黨能夠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糾正錯誤，戰勝挫折，繼續勝利前進，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復和堅持貫徹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八十年的實踐啟示我們，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科學理論的指導，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這是總結我們黨的歷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經驗。”正是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他充分肯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引導社會前進的強大力量。”[4]另一方面，“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所賴以形成的思想方法基礎，其側重點不在于“應當”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而是在于“怎么樣”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是對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深化和具體化。因為在中國，通過鄧小平理論的創立和實踐，人們對于“應當”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可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怎么樣”去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卻是一個遠沒有解決的問題。許多人雖然抱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主觀愿望去認識和實踐，其客觀的行為和結果，卻可能恰恰背離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所以江澤民同志強調“馬克思主義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要求人們應當與時俱進地發展馬克思主義;并以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為基礎，針對現實中所存在的具體傾向，要求人們“一切從實際出發，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4]。質而言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方法論意義主要體現在時代性、實踐性和創新性上。時代性賦予其特定的時間適用性，體現著鄧小平理論及其思想方法的與時俱進;實踐性使得它更重視思想方法的物化，即將之具體化為指導人們認識和實踐的精神力量;創新性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方法的靈魂，它要求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落實到認識和實踐的各個領域，全面實現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和科技創新。
第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主要內容，還是同中有異。
從總體上說，鄧小平理論主要解決“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基本問題;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旨在回答“要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這個基本問題。后者同前者從本質上說是一致的：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解決“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本身就包含著“要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的問題，因為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規定性，它的解決直接關系到“什么是社會主義”問題的解決;而回答“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最根本的是要弄清楚“怎樣建設黨”的問題，因為黨的建設既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方面，又對解決社會主義建設的其他問題具有關鍵性的影響。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6](P358)“自從十月革命以來，更證明了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有社會主義建設。”[6](P169)
但后者又是對前者的豐富和發展，是前者與時俱進的科學結晶。因為在粉碎“四人幫”以后，當時中國最急于解決的問題是撥亂反正，而焦點是集中在弄清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向和道路問題上。如鄧小平同志所說，盡管我們搞了二三十年的社會主義，但“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卻沒有完全搞清楚，這是必須盡快解決的問題。隨著鄧小平理論的創立，社會主義的本質和根本任務已經基本明確，而且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也逐步弄清楚，可是形勢的新變化又使黨面臨著新的考驗。正如江澤民同志所說：“經過八十年的發展，我們的黨員隊伍，黨所處的地位和環境，黨所肩負的任務，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黨已經從一個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一個領導人民掌握著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一個在受到外部封鎖的狀態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在全面改革開放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4]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只滿足于從一般的意義上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而應該進一步探討“要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的問題”。如果不能正確地建設黨，也不可能正確地建設社會主義。所以，實現鄧小平理論基本問題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基本問題的轉化，體現人們對社會主義認識的深化和精確化。
正因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存在上述三個方面的“同中有異”，使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方面繼承了鄧小平理論，同鄧小平理論一脈相承;另一方面又發展了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階段實踐相結合的最新成果。我們既不要把它們絕對對立起來，又要注意從其區別中看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產生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真正像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的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從中國和世界的歷史、現狀和未來著眼，準確把握時代特點和黨的任務，科學制定并正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認真研究和解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和加強黨的建設的問題，做到既不割斷歷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時代、又不超越階段，使我們的事業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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