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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亞洲之中，各民族各國有它們不同的歷史和文化。然而，今日亞洲各族人民所面對的各種嚴重問題，卻有高度的共同性，那就是被外國獨占資本和與之相結合的國內支配階級的掠奪所產生的貧困和不發展(Underdevelopment)。從19世紀的舊殖民地時代以后，貧困在古老的亞洲大地上一貫地再生產著。幾百年來，貧困的差距、窮人的數量，在廣闊而古老的亞洲只有愈加惡化的傾向。

新殖民主義荼毒下亞洲

二次大戰后亞洲前殖民地的“獨立”，其中絕大部分并不真實。因為今日的亞洲“國家”，許許多多都是過去西方殖民地主義直接的產物。如果亞洲不曾被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入過，亞洲人民所建造的國家，肯定和今天的國家在性質和形式上完全不同。亞洲的貧困之再生產，基本上是這歷史上新舊殖民主義本身所再生產的，新舊殖民主義，對于亞洲前資本主義的社會構造往往不是加以現代資本主義的改造，而是依據殖民主義的利益，時而和傳統的社會構造體相溫存，巧加利用;時而竟加以固定化。今日廣泛存在于亞洲的半封建甚至封建的殖民時代大莊園制度和其他的落后而殘酷的生產關系，便是顯著的例子。契約栽培、保稅加工特區和企業農莊等巧妙的手段，是今日外國和本地殖民地統治階級，超越了國境的限制，經由其“國際的結合”而完成的。

透過國際借款、援助計劃、合作計劃、引進外資以求“發展”的過程，在亞洲地區幾乎毫無例外地是以壓制人民自覺選擇和參與;以強權的暴力抑壓人民在這被迫的“發展”計劃中遭受損害所引起的反抗的過程。“綠色革命”的技術改革過程，由于沒有和農民充分溝通、討論而強加于人，從而產生巨大的損害。在生產性比較落后，無法吸收“綠色革命”技術改革的偏遠山區的稻作農民，因無法生產廉價的稻米，而被迫從市場原理中剝離，陷入更嚴重的饑餓與貧困。馬來西亞的稻作農民和橡膠農民的遭遇就是例子。

急于透過資本主義改造而追求發展的亞洲，由于殖民主義掠奪機制殘存，不但沒有創造出均質的、主動積極的工人和農民，反而從工人和農民的分離解體中產生更多的貧民。統治者利用亞洲復雜的文化、人種、宗教和語言的矛盾，使這些窮困的人民互相對立，互相敵視。窮人歧視窮人，窮人敵視窮人。亞洲新殖民主義的資本主義累積過程所大量產生的貧困，因貧困人民間的矛盾而掩蔽了貧困本身的劇烈痛苦。

許多亞洲自覺的政治經濟學家認識到：這亞洲貧困的再生產進程，同時也是富有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繁榮富裕的再生產進程。北方的先進國家固然也有貧富階級的分化，但透過霸權主義、新殖民主義從廣泛第三世界吸收的財富，使先進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鎮靜化和緩和化，是不爭的事實。對大多數的亞洲社會，由于殖民體制的殘留，使得工業部門的現代工人階級、自營農民階層、城市白領階層的產生受到扭曲，而使貧困更為尖銳和嚴重，從而在亞洲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強化了由西方支持的、“政府”的權威主義的個人，使亞洲各地人民的民主、人權和自由，遭到嚴重損害。在過去40年冷戰的時代亞洲法西斯軍事政權，以反共國家安全之名，以經濟快速成長為餌，進行對于亞洲人民長期獨裁、腐敗的支配。另外，還透過軍援、貸款、合作開發……向亞洲大地滲透新殖民主義的資本主義發展，使亞洲國家在輸出市場、資本、技術、半成品……方面，無可自拔地依賴外國資本。先進國繁榮富裕過程，成了亞洲第三世界貧困停滯的過程;先進國“民主”、“自由”的過程，也和貧困國家專制、戒嚴反共法、國安法結成密切的關系。

大陸知識分子的變貌

亞洲的故事，其實就是廣泛第三世界的故事。

以這樣的故事為背景重新認識、評價和批判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觀點，不但是40年極端反共、極端受到冷戰學術和價值所支配的臺灣所沒有的觀點，在改革開放之后，似乎越來越多的大陸知識分子也不可思議地失去了這樣的視角。80年代以后，大陸上越來越多的人到美國、歐洲和日本留學;越來越多的大陸知識分子組織到各種國際性“基金會”和“人員交流計劃”。西方正以高額之匯率差距和低廉的費用，吸引大量的大陸知識分子進行高效率的、精密的洗腦。和60、70年代以來的臺灣一樣，大陸知識分子到西方加工，塑造成一批又一批買辦精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Compradorelite bourgeois intellectuals)，對西方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缺少深度理解卻滿心向往和推崇;對資本主義發展以前的和新的殖民主義，對第三世界進行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的支配的事實，斥為共產主義政治宣傳;對1949年中國革命以來的一切全盤否定;甚至對自己民族四千年來文化一概給予負面的評價。在他們的思維中，完全缺乏在“發展--落后”問題上的全球的觀點。對于他們而言，中國大陸的“落后”，緣于民族的素質，緣于中國文化的這樣和那樣的缺陷，當然尤其緣于共產黨的專制、獨裁和“鎖國政策”。一樣是中國人，臺灣、香港和新加坡能取得令人艷羨的高度成長，而中國大陸之所以不能者，就成了這種邏輯的證明。開放改革以后，即使從海外看來，卻能生動地感覺到中國大陸因市場、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摸索，相應于社會生產關系上的巨大改變，而產生了思想上的“兩條路線”的分化。“河殤”系列以國家體制派意識形態宣傳的方式推出，在大陸全國范圍內引起激烈的震動和爭論，更是形象地表現了這個思潮上的分化。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何新以“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在《人民日報》用巨大篇幅刊出，就尤其值得注目。

地球規模的觀點

何新的文章，據說是一次和日本經濟學家、中國事務評論家矢吹晉對談紀錄發展起來的。因此，他當然和一般結構、邏輯嚴密的學術論文，有本質和形式上的不同，盡管何新在關于世界和中國經濟形勢與問題上所作廣泛的談論中，有不少地方還可以更周密、更深入，更構造性地展開，然而，由于這是一次廣泛對談的紀錄，因而讀者所廣泛注意的，是何新所提出來的論述的總的觀點的角度。和大陸、海外一般比較西化的、持“不同政見”知識分子相比較，何新，作為第三世界中充滿機會與問題的苦惱的大國--中國的知識分子，對于世界和中國大勢，有下列值得注意的、突出的觀點：

一、全球性的、結構性的觀點

許多深受西方資本主義發展論所影響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深信世界的發展有無限的前途，他們對于資本主義在地球上繼續開發與發展，即新技術、商品，物質和市場持續的開發和擴大，抱持著樂觀主義的態度。但何新看到在地球資源有先天極限的世界，看到以對于人和自然的剝削以滿足利潤的無窮嗜欲的資本主義的最終極限性。何新看到在霸權主義、超國界的獨占資本主義和新舊殖民主義支配下在世界經濟秩序和體制中長期、不斷增大的不公平;看到世界范圍內貧困在不斷地擴大再生產;看到在資本主義的高度國際化條件下，貧困向古老的第三世界廣泛的人民生活中“移轉”。

何新也把一個社會的發展與不發展，突破了在一國之內的框架上思考的方式，而提到世界資本主義機制框架上，找到參照思考的角度。何新指出十六七世紀以來以殘酷的殖民主義掠奪與當前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重大關聯性，指出在目前不平等的世界經濟機制中，富國以資本的剩余和巨額貸款的累計利息，維持和擴大富裕國家與貧困國家的差距。何新指出貧國之貧，除了發展政策的錯誤，還緣于當前已發展國家阻止貧困國家的發展。關于后者，何新僅僅以富國的保護主義限制窮國舉國債搞資本主義工業化所生產的輕工業產品，造成加工出口以匯還債和累積的計劃破滅……但何新沒有指出，富裕國家和貧困國家的“精英資產階級”互相聯手，為了他們的私利，阻礙貧困國社會的構造性改革，繼續維持貧困、落后的現狀，以貧困、依賴、壓迫的擴大化和長期化，維持國內外支配階級的最大限度利益。

二、第三世界的觀點

霸權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無疑地有它的世界規模的、全球結構性的觀點。何新的全球性觀點，當然與之有別。何新采取了世界資本主義體制中邊陲國家--“依賴的、不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的觀點。所以他看到國際貸款、跨國企業對落后國家造成制度性的貧困所起的影響;他也看到貧困的世界政治經濟學(global political economy)上的意義;看到先進國家對貧困國家力爭發展過程致命的掣肘。

第三世界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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