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大國，集體經濟是社會制度的根本基礎，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既是農業現代化、美麗鄉村建設和鄉村振興的需要，也是鞏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財政支持是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必要保證，但是過去對農村集體經濟的財政支持存在效率低下等問題。本文的研究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具體的對策和方案。

關鍵詞：農村；集體經濟；增長；財政

農村集體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的完美融合，其壯大與否關系到農村發展、農民致富和農業轉型，是鄉村振興戰略成敗的關鍵。財政政策是引導和規范農村集體經濟有序發展的重要引擎。2019年一號文件明確指出“加大政策扶持和統籌推進力度，因地制宜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但是如何發揮財政支持的有效性，又快又好地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是當前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財政政策支持農村集體經濟的價值

1.發展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毛澤東高度贊揚集體經濟，他在1943年于《組織起來》中指出“解放農民就必須實現集體化”。鄧小平于1980年指出，“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在1990年，他又進一步指出，發展集體經濟是中國要進行的第二個飛躍。習近平總書記也在《擺脫貧困》中旗幟鮮明地提出了“發展集體經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是振興貧困地區農業發展的必由之路，是促進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在新時期發展農村集體經濟能夠促進農村體制改革，因此必須要在財政政策的引導下，有序地進行推進。

2.財政政策支持是鄉村振興的有力抓手農村經濟基礎薄弱，對財政支持的依賴程度較高，農業做大做強急需要財政資金的扶植。2020年是我國全民脫貧攻堅的關鍵時期，我國貧困人口基本集中在農村，要帶動農民脫貧致富，就要大力推動鄉村振興，給予產業支持。過去這些年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財政支持是分不開的，從2010年到2017年，財政補助收入占比14.4%增至24.4%，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總收入從3046.7億元增加至4627.6億元，增長幅度超過50%。農村集體經濟資產不斷增強，2017年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資產增加到3.44萬億元，過去十年來增幅超過100%。正因為有了好政策，財政支持的力度不斷增大，精準扶貧政策不斷推動，鄉村振興才取得了顯著的成果。

3.財政支持能夠改變農村集體經濟的弊端集體經濟具有其制度優越性，可以幫助農民創收，促進農民就業，幫助農民脫貧致富，推動城鄉一體化。同時，集體經濟還可以幫助農民對抗市場風險，更好地保護農民的利益，幫助農民保障自己的權益，體現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但是傳統集體經濟模式效率低下，不適合現代農業的發展，也不利于農村致富和鄉村振興。一些舊的思維還認為集體經濟就是吃大鍋飯，就是依賴政府，加之長期以來，農村經濟缺乏組織化和規模化，小農經濟導致農業競爭力不強。因此，財政政策結合扶貧攻堅和精準扶貧等戰略，能夠更好地發揮財政支持的作用，通過重點扶植集體經濟產業項目，有的放矢，抓住重點，有針對性地解決農村集體經濟存在的問題，帶動農村經濟做大做強。

二、財政政策支持農村集體經濟面臨的挑戰

1.農村集體經濟先天薄弱農村基礎條件差、環境日益惡化、經濟基礎薄弱，人才和資金外流、創新力不足、“空殼村”數量多。必須要承認的是，當前農村經濟和城市經濟相比發展存在較大的先天差距，需要巨大的投入才能夠有效改善這一問題。導致問題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無論是人才和資金都不愿意留在農村，向農村投資意味著長周期的低回報率，人才留在農村意味著相對于城市來說較差的教育、醫療、工作、收入。集體經濟更是如此，在農村經濟本來薄弱的情況下，農村集體經濟思維落后，甚至有些地方還存在大鍋飯的思想，

2.農村財政投入相對不足一直以來，中央和地方財政都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持，盡管成績顯著，但是農村財政投入很大程度上還依賴于地方政府，比如2017年，中央財政支農投入僅占3.7%。而同時，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國際新環境下，地方財政捉襟見肘，在城鄉發展不平衡和長期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下，地方財政優先支持城市。財政投入的集體資金大多用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同時，農業稅的取消導致農業經濟組織債務增加，這些納入到財政預算的債務加劇了農民的經濟負擔。在“統一制定、分級管理”模式下，地方政府承擔的財政壓力過大，同時地方債風險也在提高，在雙重壓力，地方財政缺乏必要的投入資金。

3.集體經濟自身問題在長期的財政扶植過程中，集體經濟積累能力較弱，產生了強烈的依賴性，這在新型合作社中也有所體現，一些空殼合作社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套取國家補貼和稅收優惠政策。由于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文和操作細節，也缺乏相應的監督和管理，好的政策也很難落實。比如，新型專業合作社如果沒有好的人才，不能引入外部投資，不建立良好的管理模式，不去開拓市場，那么即使資金到位了也不能發揮作用。

4.財稅體制不健全導致財政支持資金效率低資金分散，使用效率低下，財政投入很大，但是真正能落實到集體經濟發展之必需的資金并不多。財政補貼方面側重于大型龍頭企業，對真正需要幫扶的集體產業扶植力度較低，財政政策的具體實施下放到各個不同的行政部門，推行成本增大，甚至容易引發道德風險。財政對鄉村公共基礎設施、科技的支出力度較小，沒有針對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增加基礎性投入。由于體制不健全導致政策操作性不高，但對于生產資料的補貼不足以推動集體經濟的發展。

三、支持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要點

1.改善農村經濟環境要想讓財政政策更好地發揮作用，必須要從先天上改善農村經濟環境，讓資本、人才和技術都流向農村，改變過去農村積貧積弱的環境。十八大以來，我國推動的供給側改革和精準扶貧就是典型的經驗，通過財政政策的引導，將農業產業做大做強，支持農民建設相關產業，推動鄉村振興。未來的財政政策制定也要總體向這方面傾斜，改變過去低效補貼的方式，致力于為農村提供更好地教育、醫療、基礎設施建設和居住環境，吸引外部資金、人才和技術，從根本上改善農村環境，讓更多的集體經濟產業和企業愿意留在農村，這樣企業才能做大做強。

2.降低集體經濟對財政補貼的依賴程度提升集體經濟盈利能力，嚴厲打擊騙補等經濟行為，減少直接補貼和現金補貼。創新補貼的形式，更多采用政策補貼和稅費補貼來減少財政資金的壓力，同時也給集體經濟帶來效率。比如，利用銀行給集體經濟提供無息貸款等金融支持，延長還款期，降低貸款門檻，這樣集體經濟的內生活力就被激發起來，農民就會意識到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集體經濟的動能就會增強。充分利用一村一品等資源稟賦，發展生態旅游、食用菌種植、綠色農業等特色產業，財政重點支持這些產業，將資金用于創建新型經濟聯合體，引導村民入股，建立風險收益共擔原則。

3.加大財政投入和傾斜度扶貧攻堅戰以來，政府對于農村的財政支持不斷增大。2018年，全國財政支持22萬億，農林水支出超過2萬億，比2017的1.9萬億增加了1000多萬元，占財政總支出比例仍然是9%左右，這和近年來的投入比例持平。如果算上城鄉社區2.27萬億、社會保障與就業2.7萬億兩個方面，那么財政在三農方面的投資就相對較大了。2018年，國家投入了將近5000億元用于脫貧攻堅，其中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規模1061億元。但是僅僅這些還不夠，2020年是全面脫貧的關鍵時期，政府要確保落實財政資金的去向，建立集體經濟產業專項資金，細化資金項目扶持方向，確保資金有效落實。

4.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建立群眾監督機制，確保資金透明，利用區塊鏈等技術落實每一筆財政扶植資金的去向，健全財政資金監管機制，強化監督力度。將資金用于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最迫切的領域，比如大學生、技術人員、管理人員下鄉到農村集體經濟企業當中，同時將財政直接補貼用于公共服務支出、美麗鄉村建設支持、農村生態環境建設支持等，讓集體經濟參與到創新項目當中，以落實財政資金的扶植效率。

四、結語

現階段農村集體經濟要做大做強，離不開財政政策的有效支持。因此，當務之急，是提高財政資金支持的實效性，切實發展和壯大集體經濟，樹立公共服務有限型善治政府，在制度約束與現實需求之間，做出更好的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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