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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脫貧攻堅楷模張桂梅先進事跡 脫貧攻堅張桂梅心得體會篇一
無論在民族中學還是后來的女子高中,教學質量一直是張桂梅最看重的事。
在民族中學時,曾經有一個班令老師們頭疼,張桂梅卻主動要求擔任班主任。她進山找回那些不讀書的學生,為看住那些晚上總想跑出去的學生,她把行李搬進男生宿舍,和32名男生住在一起。男生們漸漸接受了張桂梅,感覺“就像在家里,和媽媽住在一起”。但是,男生們不知道,他們粗重的鼾聲、夢話和腳臭,常常讓張桂梅睡不好覺。她甚至從下午開始就不敢喝水,擔心晚上起夜時學生趁機溜出去。
在女子高中,張桂梅在宿舍里鋪了兩張床,一張自己睡,一張留給需要特別關心的學生。為了隨時關照學生,她睡覺不脫衣服。有個和張桂梅住在一起的學生,始終不肯和她多說話。這期間,張桂梅在食堂打飯時,摔了一跤,肋骨斷了三根。她沒有住院就又回了學校。每天早晨仍然5點起床,但要靠學生抱起來;夜里很晚睡下,還要忍著疼痛和學生聊會兒天。3個月后,這名學生抱著張老師大哭起來,說一定不會辜負張老師。
如今,張桂梅的右腹部、右臂上能摸到腫塊,頭上還有骨瘤,她的肺出現了問題,嘴唇經常沒有知覺,但她仍然每天拿著小喇叭喊起床,喊吃飯,喊跑步,喊睡覺……“我要讓孩子們知道,我一直就在她們身邊。”張桂梅說。
為給學生解饞,張桂梅每個月輪流帶著學生出去“加餐”。直到有一次,張桂梅去付賬時,學生發現她翻遍了所有的包才湊足了錢。學生們這才知道,張老師每頓飯只舍得吃兩角錢一份的小菜,每天的生活費僅3元。
她至今還在用一部老式諾基亞,手機里存著學生和家長的電話,“聽說智能手機容易壞,怕換手機后這些電話號碼會丟失”。
她的衣服很土,有些是別人買給她的。她去參加黨的__前,華坪縣委給她7000元置裝費,讓她買套西服去北京開會。她卻用這筆錢為學校買了臺電腦。
她把獲得的3萬多元獎金,捐給了災區;5000元的勞模獎金,一次性交了黨費;30萬元的“興滇人才獎”獎金,捐給了華坪縣丁王民族小學;昆明市總工會千叮嚀萬囑咐撥給她治病的兩萬元,她也捐了;她甚至還想預支自己的喪葬費,把這些錢用在山區孩子們身上。
她把自己的__黨代表證、五一勞動獎章、奧運火炬和畢生的榮譽證書,全部捐給了縣檔案館。她說:“我的一切都是黨和人民給的,我奉獻給黨和人民的還遠遠不夠。”
全國脫貧攻堅楷模張桂梅先進事跡 脫貧攻堅張桂梅心得體會篇二
_歲的張桂梅穿黑布衣,胸前戴著一枚紅色的黨徽,守在學校門口、食堂、宿舍。她用小喇叭催促學生:“姑娘們,快一點,跑快點……”
時間退回24年前,年輕的張桂梅穿紫色的皮鞋、藍色的褲子、火紅的上衣,經常進舞廳跳舞。這種生活在丈夫過世后“戛然而止”。1996年,張桂梅39歲,歷經喪偶之痛的她,獨自一人從云南大理喜洲到金沙江畔的麗江華坪縣工作。
在這里,她深刻體會到貧困與落后:山里的女孩,前一天還在讀書,后一天就嫁人了;有的父母離異后,雙方都不要女兒;有父母讓女兒輟學打工,供弟弟讀書……她希望辦一所女子高中,阻斷貧窮的代際傳播。
2008年,麗江華坪女子高級中學(簡稱華坪女高)建立,張桂梅任校長,它是全國第一所全免費的公辦女子高中。當年秋天,塵土飛楊的校園迎來了第一屆學生,95個大山女孩噼里啪啦地跑了進來。
一晃12年過去了,華坪女高送走了一屆又一屆的畢業生。2020年,159名學生參加高考,理科最高651分,文科最高619分。本科上線率達94.3%。至此,這所學校把近1800名大山女孩送進了大學校園。
從喜洲到華坪縣
1957年6月,張桂梅在黑龍江省牡丹江邊出生,她的母親那時48歲了。
張桂梅印象中,母親是小腳,常年癱瘓在床,一臉的麻子,只看得清兩只眼睛。父親脾氣暴躁,是村里的主事,誰家有事都找他,但后來他不愿意干了。
張桂梅那時還未到學齡,聽見父親說,“不干了,怎么樣都不干了”。她突然插了一句嘴:“你不干算了,長大了我干。”滿屋子人笑歪了,說要等著她長大。
家里有六個兄弟姐妹,他們都很懼怕父母。張桂梅記得,有一次,她頂了一句嘴,一個晚上沒敢回家。那時候,哥哥是哈爾濱跑莫斯科的列車員,經常戴大高帽,穿大皮鞋,但做錯了事,照樣跪在父母面前認錯。
上小學后,每到清明節前夕,張桂梅約上小伙伴到山上采花,編織成花環。第二天,她們穿上白衣白鞋,系上紅領巾,到八女投江的地方獻花環。那個火熱的年代,張桂梅在宣傳隊里主演江姐,喜歡唱《紅梅贊》、《東方紅》等。
1975年,張桂梅18歲,跟著姐姐南下云南支援邊疆建設。彼時,母親已經過世。她到大理喜洲后,很長時間不適應,直到認識了后來的丈夫。
那是一段美好的時光,丈夫在學校當老師,她在另一家單位上班。張桂梅記得結婚當天,她在學校跟兩個小姑娘玩,結果,迎親的隊伍落下了她。他們再次來接她時,張桂梅生氣了,讓他們直接把新郎送回來。那天,他們有五對新人集體結婚,張桂梅去得最晚。她們都穿著平常的衣服、褲子,工會買了一些喜糖,領導說了一番祝福語,新人代表發了言。她如今回想起來,這種有時代烙印的婚禮非常有意思。
不久,丈夫考上了大學,畢業后又考上研究生。張桂梅也不甘落后,考入麗江師范學院。畢業后,兩人進入同一所學校教書。
張桂梅說,丈夫是校長,每月工資六七百塊,偶爾還會去外面上課,一節課30塊錢。她那時花錢大手大腳,每天下館子吃飯,喜歡去繁華的三月街玩,也經常進舞廳跳舞。有一次,她請假去成都玩,一個人把一家部隊招待所包了下來。
瀟灑快樂的日子在丈夫生病過世后戛然而止。因為結婚晚,加上兩人忙于學習、工作,婚后一直沒有要孩子。丈夫離世,她深感孤獨,每天渾渾噩噩,對任何事提不起興趣。
1996年,張桂梅離開大理喜洲,來到了華坪縣。一開始,她在華坪中心學校任教,很快又調入華坪民族中學(簡稱華坪民中)。她去家訪,發現很多家庭重男輕女,不重視女孩的教育問題。
第二年春天,張桂梅帶著四個畢業班,同時查出了患子宮肌瘤。很快,縣里知道了她的情況,為她發起了捐款,教育局用唯一一臺車送她去醫院。張桂梅的記憶里,學生摘了野核桃送給她,說吃了對身體好;有人走幾個小時路,為了把省下來的路費錢捐給她;有人把本來給孩子買衣服的錢捐給她;還有的借錢捐給她……
自此之后,張桂梅對華坪縣的情感便生下了根。
“我有一個夢想”
2001年,張桂梅在華坪民中任教,兼任縣兒童福利院“兒童之家”院長。福利院收了36個孩子,最小的2歲,最大的12歲。張桂梅成為了他們的“媽媽”,為保證他們的吃穿行住,四處奔波。
她利用寒暑假到處籌集資金,有人可憐她,給她一點錢。很多人認為她是騙子,驅趕她,甚至放狗咬她,撕破了她的褲腿。她也不泄氣,累了就在路邊歇會兒,渴了就討一口水喝。但幾年下來,她只籌到一兩萬塊錢。
那幾年,張桂梅被評為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師德標兵,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狀。
與此同時,她慢慢發現,福利院孤兒們的不幸大多與母親遭受的苦難有關——有殺死家暴丈夫而獲刑的母親;有因為重男輕女陋習導致分娩死亡的母親;有與丈夫感情不和離家出走的母親。
她產生了辦免費女高的想法。時任縣教育局副局長楊文華記得,2004年9月,他陪同張桂梅去北京錄制央視教育頻道的節目。在路上,張桂梅跟他提起想辦免費女子高中,楊文華當場提出了反對,“什么年代了,你還建女高?”
楊文華勸張桂梅,建女子高中需要不少資金投入,比如至少需要生物、物理、化學三個實驗室。
張桂梅當時心里盤算:兩萬建一個實驗室,五六十萬建一所免費高中。
“她太天真了,五六十萬建一個實驗室都不夠。”楊文華說。即便如此,他們從北京回來后,華坪縣政府還是對此組織了討論,但無人支持張桂梅。
2007年,張桂梅成為黨的十七大代表。去北京前夕,華坪縣委見她沒有一件像樣的衣服,給了她幾千塊錢,讓她去買一套新衣服。張桂梅舍不得花錢買衣服,她把這筆錢攢下來,打算用在孩子身上。
她上北京時就穿著平常的衣服,有記者把她叫到一邊,讓她摸一摸自己的褲子,她才發現,褲子上破了兩個洞。那一夜,記者跟她聊到深夜,談論她關于創辦免費女高的夢想。
第二年初,張桂梅到北京錄制節目,碰巧在哈爾濱的哥哥生病了,打電話來說想見她。張桂梅想著,等錄制完節目再回去看哥哥。卻沒想到,哥哥很快過世,她沒能見上最后一面。
不久,張桂梅的訪談報道《我有一個夢想》廣泛傳播,引起了各級領導的重視。那時候,華坪縣有兩所高中,一所公辦高中,一所民辦高中。2008年4月,華坪第三所高中——麗江華坪女子高中(簡稱華坪女高)正式建校,云南省、麗江市、華坪縣政府先后投入了近6000萬元。
這年,楊文華任華坪縣教育局局長,他記得女高建設初期遇到各種問題,張桂梅很操心。教室開裂了,學校的維修等,她都第一時間趕到。
華坪電視臺記者王秀麗說,有一天,張桂梅突然打電話給她,一邊哭一邊問:“你在哪里?我都要死了,你還不來看我?”她立即從鎮上趕去福利院,張桂梅哭了一個下午,她陪著哭了一個下午。
后來,楊文華告訴張桂梅:“你集中精力抓教育教學,其他的我們去管。”
當年秋天,95個女孩報名華坪女高,除個別上了高中分數線外,其他都在分數線以下,她們全部來自大山。
2008年9月1日,華坪女高正式開學了。周云麗是首批入學的學生,在她印象中,開學那天下著小雨,教室樓外一片凌亂,學校還在緊張建設中。張桂梅守在門口,看著女學生們三五成群,拖拖拉拉地走動,生氣地說:“你們做事情太慢,高中不是這樣讀的。”
投奔女校的人
周云麗1歲時,母親就過世了,她和姐姐周云翠由父親拉扯大。
父親有殘疾,經常早出晚歸,家里的收入主要靠他種西瓜、芒果,養豬,以及幫別人除草。一家人生活拮據,在居住的那間土木結構的老屋子里,唯一值錢的就是一臺彩電。
大約七八歲起,姐妹倆開始做家務,后來又幫忙干農活,去集鎮上賣菜。
因為家里沒有兒子,又是單親家庭,他們家在村里沒少受人欺負。父親希望她們能走出大山,砸鍋賣鐵也要供她們讀書。2007年,姐妹倆同時初中畢業。家里沒有錢,父親到處籌錢,很是憂愁。周云麗眼見父親站在豬圈門口、院壩邊上、關毛驢的地方,一根煙接著一根抽,一語不發。
中考前夕,周云麗聽初中班主任說,隔壁在建一所免費女子高中,由華坪民中的一位教師過去管理。那里不用交學費,只要花一些生活費,那時候,一般高中每學期一千多元學費,另外還有學雜、住宿費等。周云麗聽后興奮地跑去看,一棟嶄新的教學樓拔地而起。
后來,姐妹倆都報了華坪女高。
那一年,張桂梅到云南師范大學做宣講,提出阻斷女子世代貧困的辦學理念,吸引了當年的畢業生張紅瓊。出生于農村的她,家里有七姐妹,作為唯一的大學生,她對此深有感觸。
張紅瓊畢業后,跟著張桂梅來到華坪縣,成為華坪女高的一名數學老師。
她記得,2007年8月8日,他們幾個教師去學校,地上全是水泥,教室里落滿灰塵,亂糟糟一片。張桂梅帶著他們搞衛生,打掃教室,把“兒童之家”的床扛過來,之后安裝、鋪床鋪,并把學生的名字貼好,干了整整十天。
事實上,剛開學時,華坪女高只有一棟教學樓,沒有廁所、食堂,圍墻。楊文華回憶,當時那里很糟糕,根本不像一所學校,男老師住在樓梯間,女學生坐在教室角落。
很快,張桂梅發現,招來的學生底子差,每次考試縣里排名,華坪女高總是墊底。她很著急,去外地學習教學方法,試圖讓學生自主討論,但結果更糟糕。“有的學生,老師跟她講了八遍,她還是不會做,坐在那里哭。”
張桂梅壓力非常大,她去麗江市找領導,說她們的學生不排名次,市里的領導也同意了。但她轉念一想,學生成績上不去,來學校白吃白喝三年,又有什么意義?
沒過多久,當時學校的17位教師走了9個。
張桂梅沒有辦法,到教育局找楊文華。楊文華安慰她說,如果實在干不下去了,就把學生并到華坪一中。事實上,早在華坪女高創辦以前,他就曾建議在華坪一中辦一個“桂梅班”,但張桂梅沒同意。
她不愿意放棄,相信老師苦教,學生苦學,總會改變這種現狀。別人早上六點起床,她們五點多起床;別人晚上十點睡覺,她們有學生十二點還在走廊看書。高中三年,她們每個暑寒假都補課,最多放半個月的假。農村的孩子不怕吃苦,肯下功夫,慢慢的,學生成績出現好轉。
延續到現在,華坪女高的學生每天早上5點半起床、洗漱,一直要到晚上12點20,她們才熄燈睡覺。
7月13日中午,張桂梅拿著小喇叭,端坐在食堂的凳子上,手機里放起了紅色歌曲。很快,一群女學生沖了進來,她們“噼里啪啦”吃完飯,又跑回了教室。幾百個學生在10分鐘內像一陣風,來了又走。
婉拒捐款
學生的成績沒有起色,教師張紅瓊也曾動搖過。有一天晚上,她準備向張桂梅辭職。走到門口,她把頭貼在墻上往里面一看:張桂梅正在吃藥,桌上擺滿了藥瓶子。吃完藥,她又往身上、脖子上貼藥膏。看到這一幕,張紅瓊很受觸動,決定安心留下來教書。
黃付燕是2008屆學生,她記得,張桂梅身體不好,經常跑醫院,但每天都回學校,用小喇叭叫她們起床、吃飯、睡覺。那時候的學生,敏感、內向,害怕跟人交流,但她們懂得感恩,想上大學,不怕吃苦。
2011年夏天,華坪女高第一屆學生高考,綜合上線率100%,一本上線率4.26%。這個成績超出了預期。
周云麗姐妹,一個考上了云南師范大學,一個考入德宏師范學院。那年夏天,得知女兒們都考上大學后,辛苦了半輩子的父親終于眉頭舒展開了,高高興興地背著雞、鴨,蔬菜去感謝張桂梅。
2015年秋天,黃付燕從內蒙古師范大學畢業,進了杭州一家公司。第一個月,她領到了3500塊錢工資。她很高興,回家給父母買了些衣服,又捐了1500塊錢給華坪女高。
黃付燕記得,張桂梅很高興地接受了捐款,還給她開了一張收據。那張收據她一直保留著。
第二年,黃付燕帶著男友回母校,準備了2000塊錢捐給女高。張桂梅得知她在上海沒有正式工作,婉拒了她的捐款。2018年,黃付燕第三次回華坪女高,她那時沒有上班,帶著丈夫,手里抱著出生不久的小孩,準備了3000塊錢捐給女高。張桂梅老師再一次拒絕了她的捐款。
黃付燕很難受,覺得愧對學校和張老師,走出校門后,她哭了。
之后,張桂梅拒絕畢業生回校看她,甚至經常謊稱自己不在學校。她不希望學生背負回報學校的壓力,“她們從大山走出來不容易”。
2019年5月,黃付燕考上了貴州的特崗教師,成為了一名小學數學老師。
黃付燕說,不像其他學校的學生,所有東西都是父母給的。“我們華坪女高的學生,吃穿住學都是社會上捐贈的,更多是政府捐贈的。”
十萬里家訪路
周云麗曾差點被張桂梅打。
一個周末,她跟同學相約一起外出,張桂梅不讓她出去。那時候,張桂梅剛去了她家走訪,見到了她殘疾的父親和年邁的奶奶。張桂梅覺得,學生應該抓緊時間學習,不該隨便跟著去玩。
周云麗堅持要出去,張桂梅氣壞了,拿起老人機砸過去,沒有砸中。她又想要摔凳子,被兩名班主任拉住了。張桂梅記得,周云翠當時也跑了進來,一副要保護妹妹的架勢。
張桂梅覺得,家訪能了解一個孩子,激發她們的學習動力。12年來,她去過每一個學生家里,走了十幾萬公里的崎嶇小路。看著她們的家庭情況,張桂梅經常恨鐵不成鋼,罵她們,甚至用書本摔她們。
一開始,姑娘們很害怕,覺得她兇,后來也知道是為了她們好,慢慢心存感激。
王秀麗曾多次陪同張桂梅去家訪。一開始,她不理解,覺得開一次家長會就可以了,為啥一定要跑老遠去家訪。她去了后才發現,很多家長不會講普通話,山路崎嶇,交通不便。
有一次,他們去一傈僳族學生家家訪。山路不好走,王秀麗一路走一路抱怨,張桂梅一句話也沒有說。他們到學生家時,天都快要黑了。張桂梅坐在屋子里,跟父母聊了一會兒,很快又往回走。走了一段路,王秀麗發現她的外套不見了。她問“張老師,你衣服哪兒去了?”張桂梅淡淡地說,“給孩子媽媽了。”
張桂梅說,第一屆學生家長看到老師去家訪,都感激流涕。但也有幾個例外。有一次,一個學生讀著讀著,突然回老家不來了。張桂梅跑去學生家一看,弟弟在那里做作業,姐姐在那里干農活。媽媽不停地說,女兒不該去上學,應該去外面打工。
張桂梅問:“都不收學費了,為什么不讓她上學?”媽媽說:“考上大學也供不起,不如現在就出去打工。”“姑娘這么小,可以去干嘛?”對方回復她說:“她可以去餐館幫人洗碗啊。”
一些這種家庭的孩子,最終被她帶回了學校,但也有個別最后輟學了。
華坪女高免學雜費、住宿費,校服費等,個別家庭條件不好的學生,還可以申請生活補助。7月16日,高一的李嘉明申請生活補助,班主任將此事告訴了張桂梅。
幾年前,李嘉明的父母離異,她被判給了父親。在她的記憶中,父親常年酗酒,少有清醒的時候。初二的一個夜晚,父親喝醉了,罵她是害人精,害得他家破人亡,還半夜把她趕出了家門。
此后,李嘉明便很少回家。母親幫她在鎮上租了一間屋子,每個月給她生活費,偶爾也去學校、出租屋看她。但時間一久,繼父又對此有意見。
張桂梅知道后很生氣,但更多的是無奈。她決定去李嘉明父親家里看看。他們家在榮將鎮宏地村,離縣城約30公里,開車一個多小時。山腳下的一間土木屋,門沒有鎖,屋子里空空蕩蕩,人也聯系不上,張桂梅白跑了一趟。
回到學校,張桂梅讓李嘉明把租的房子退了,放假就住到“兒童之家”,生活費由華坪女高出。
忙著忙著就老了
華坪女高位于縣城東側的獅子山腳下,這里曾是華坪民中的廁所,每到盛夏,金黃色的芒果掛滿枝頭。2015年,它完成基礎設施的建設,占地76畝,有校舍6棟,累計投資9千多萬元。
張桂梅節省到吝嗇的地步,為學校師生以及教育系統的人所周知。她常年穿著破舊的衣服,十幾年吃素,甚至生病了也不愿意去醫院。但她把自己多年的獎金,社會對她個人的捐贈等100多萬元,全部投入了華坪女高。
據華坪縣宣傳部給的資料顯示:華坪女高為貧困學生減免住宿費、學雜費等,累計1335.06萬元。
這些錢,全部是學校募捐而來,有各級政府給的辦公經費,企事業單位給的捐贈,還有個人給的捐款。即便如此,華坪女高的支出依舊是一筆沉重的負擔,張桂梅擔心這種模式難以為繼。
華坪縣教育局黨委書記胥國華此前曾負責華坪女高的基礎設施建設,他說,華坪女高最初按18個教學班,900人的辦學規模設計。后來因為學校的資金有限,每年只招收100到160人,最多的時候,學校一共五六百學生。
因為免學雜費和高升學率,自第一屆學生高中畢業后,報名華坪女高的學生越來越多。張桂梅說,她招女學生的標準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看是不是農村戶口,一個是看她的中考成績。
自今年媒體報道后,張桂梅成了網紅,華坪女高也跟著上了熱搜。這段時間,學校辦公室主任張曉峰每天接到幾百個電話,有想來華坪女高讀書的,想免費為張桂梅看病的,想捐贈給華坪女高的。張桂梅很高興,同時她又很擔心今年報名人數猛增,但學校招錄人數有限。
她有時也不去想這些,覺得到時總有辦法解決。一個人安靜下來時,張桂梅會覺得孤獨,想起黑龍江的姐姐、侄子,但他們都不能理解她,“覺得我眼里只有這些孩子”。她心情不好時甚至不知道打電話給誰,她說,忙著忙著,就把自己給忙老了。
這兩年,張桂梅身體越來越差,疾病纏身——高血壓、支氣管炎、骨瘤……體重從一百三十多斤掉到了九十多斤,她甚至站不起來,干癟的四肢在衣服里面晃。
“兒童之家”福利院的張惠華記得,2018年初,張桂梅病危。他匆匆跑進醫院,看到張桂梅吸著氧,眼睛閉著,處于半昏迷狀態。張惠華嚇壞了,大叫“媽媽,媽媽……”張桂梅醒過來,一臉疲倦,但她說自己沒事。
那一次,華坪縣縣長來看望她,張桂梅拉著縣長的手說:“我情況不太好,能不能讓民政部門把喪葬費提前給我,我想看著這筆錢用在孩子們身上。”
張惠華希望她保重身體,多休息,但張桂梅不聽,只要身體稍微好一點,她一溜煙又跑去了學校。
張桂梅覺得自己時間不多了,“能做一點是一點,能幫一個是一個”。目前,她最大的夢想是,女高有學生能考上清華北大。2020年,華坪女高有159名女孩參加高考,在張桂梅眼里,這是建校以來學生基礎最好的一屆。受到疫情的影響,一些學生沒有手機,一些家里沒有信號。令人欣慰的是,2020屆華坪女高的一本上線率達44%。
張桂梅又送走了一屆畢業生,63歲的她步履蹣跚,面如蠟色。7月13日,有人想跟她合張影,她說,“美顏一下,我有點丑。”
全國脫貧攻堅楷模張桂梅先進事跡 脫貧攻堅張桂梅心得體會篇三
20xx年,女高創辦一學期后,首批招來的17名老師走了9個。張紅瓊是留下的老師之一,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走的人大多是因為吃不了苦。”
張桂梅一開始就很明確,山里的孩子基礎差,要想出成績,學生必須要“苦學”,老師更要“苦教”。她面試張紅瓊時,反復對她強調,去女高一定要能吃苦。和張紅瓊同去的還有另外兩個女生,也畢業于云南師范大學,張桂梅看她們瘦弱,搖搖頭。
女高老師流失超過一半,學校面臨崩潰。最艱難的時候,張桂梅發現,剩下的8名老師中有6名都是黨員,于是把他們召集到一起說:“如果是在抗戰年代,這個陣地上剩一個黨員,這個陣地都不會丟掉。我們剩6個黨員,我們能把這塊扶貧的陣地給黨丟掉?”會后,老師們在教學樓二層墻上畫了一面很大的黨旗,然后面向黨旗,宣誓。所有黨員都哭了。
在張桂梅事后的多次敘述中,這件事被視為女高辦學的轉折點。從這一刻起,紅色教育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此前,她雖然在教學中有一些紅色教育,但還沒有形成完整體系。老師的流失讓她意識到,面對女高的艱苦辦學條件和諸多客觀局限,要想留住老師,就必須激發她們內心的理想信念,培育奉獻精神。與其說這是女高辦學的轉折點,毋寧說,這是張桂梅在辦學逆境中找到了堅持下去的錨點。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問張桂梅:“在女高采取紅色教育的模式,是和個人的堅定信仰有關,還是這是最適合女高的一種培養模式?”
她說:“兩者都有。”
從效果看,這種策略是成功的。在張紅瓊的回憶中,這次會議之后,張桂梅開始帶領老師們唱紅歌。每天下午五點半,學生們在吃飯,老師們在黨旗下集體唱《紅梅贊》,這是張桂梅最喜歡的歌劇《江姐》的主題曲。她一句一句教給老師,“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向陽開”。最初,張紅瓊覺得很尷尬,心想這都什么年代了,還唱這么老掉牙的歌曲,后來慢慢進入到角色中,大家都在唱,也不覺得奇怪了。“學生一開始都在圍觀,后來甚至會跟著唱。我們老師學生隨口哼出來的都是紅歌。”她說。
張桂梅在日常的每個環節滲透紅色元素,力圖在女高構建出一片紅色凈土。她不允許老師學生聽流行歌曲,學生去食堂吃飯時,她把手機放在小喇叭旁放紅歌。音樂課上大部分時間也在教唱紅歌,課間操時間則是紅歌會。
20xx年11月4日上午九點半,記者在現場看到,女高學生列隊集合后,先集體朗誦《卜算子·詠梅》,然后大聲喊出口號:“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做黨的好女兒”“學習、學習、再學習”“奮斗、奮斗、再奮斗”。熱身環節結束后開始跳操,第一首是《英雄贊歌》,這是電影《英雄兒女》的主題曲,第二首是《紅色娘子軍》。此前還曾跳過《南泥灣》和《紅梅贊》。這些歌曲都由張桂梅精心挑選,旋律由專人改編后節奏感很強,既有年代感也有時代感,再請專人以此設計出系列動作。今年,為了讓學生和大山外的世界有更多接軌,在跳第三套操時,張桂梅特意選擇了抖音上很火的鬼步舞,配樂是近幾年的廣場舞金曲《山里紅》。這種舞蹈節奏感很強,整個場景看起來大型蹦迪秀,有一種穿越回到1980年代的魔幻感。
從20xx年開始,每周一的課間操新增了宣誓環節。黨員老師要宣讀入黨誓詞,學生們則重溫入團誓詞,然后齊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每學期開學時,全體師生要抄黨章。每周六上午有一節思政課,由張桂梅親自執教,最長時可能持續2~3小時。課上,她會講自己最愛的江姐、趙一蔓和紅軍長征故事,不斷強調要學習紅軍的吃苦耐勞精神。每周日晚上七點半,高一學生要去階梯教室看紅色電影,既有經典老片《孔繁森》《焦裕祿》,也有新片如《我和我的祖國》。除電影外,還會每周追劇,讓20xx級女高學生陳法羽印象最深的是《雪豹突擊隊》,“當時每周看一集,我們都邊看邊哭。”
紅色信仰還以一種更具象化的方式體現于整個校園。最初,教學樓里有一面手繪黨旗,后來在新建的足球場上新增了一面“巨無霸”黨旗,旁邊立著“共產黨人頂天立地代代相傳”幾個紅色大字。“非常壯觀,站在這里你會很震撼,這么大一面黨旗,你站在下面,想說句臟話都不可能了。”張紅瓊這樣感慨。
和學生的作息接近,女高老師的一天也從早晨五點半開始。地理老師張紅瓊是班主任,如果有早自習,她要五點多起床,臉來不及洗就騎車趕往學校,中午11點下班后,吃個飯,12點就要回來,下午課從2點開始,五點半結束,老師可以吃飯半小時,6點繼續上晚自習,直到11點半,天天如此。張桂梅要求,無論有課沒課,老師都得全天在女高,這樣學生有問題就可以及時找老師解答。
在女高,老師結婚、懷孕都不是偷懶“摸魚”的理由,想請長假很難,建校至今,沒有一個老師成功請過長假。20xx年,張紅瓊懷孕了,但還要管全校衛生,早晚和學生一起掃地。為躲避掃地,她故意在宿舍不出門,張桂梅就批評了她。對此她回憶說:“當時,我們的關系就有點冷淡了。后來孩子一歲多,我就主動和張老師申請當班主任,她說,你是一個老師,不能為了家庭就這樣松懈,還是要把自己的價值能力體現出來。”
有人問張桂梅,為何女高學生基礎差,老師年輕,高考成績還那么好?她毫不猶豫地說:“因為我們能吃苦,因為我們有理想信念教育。”
20xx年,女高第一屆學生高考成績出來后,震驚了整個縣城,縣委和縣教育局在華坪縣各中學組織了一輪又一輪“學習女高精神”,在全縣推廣女高黨建工作的經驗,要求其他學校校長每學期都去女高聽張桂梅講思政課,向女高學習教學管理經驗。
但胥國華也坦言,女高的模式復制不了,能學的只有女高精神。“像女高老師一樣奉獻得那么徹底,其他學校老師很難做到。”
現任華坪縣通達傈僳族鄉鄉長的潘興陳曾在華坪一中任教,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華坪一中學習女高,要求老師在晚自習前、后一小時內都不得離校,要給學生義務答疑。雖然不算作課時工作量,但和上課一樣嚴格考勤,不出席就算曠課,進行處罰,“結果收效很明顯,老師對學生的成績、心理狀況都能更準確地掌握,便于采取更針對性的管理和教學。”他說。但這只是復制了女高的一個具體措施。更多學校只是短暫地嘗試過女高做法,便很快放棄。
在9名老師陸續走后,張紅瓊也有過放棄的念頭。一天晚上,她準備向張桂梅辭職。走到她的辦公室門口,看到她的桌上堆滿了藥瓶,她正費力地往身上貼藥膏,很受觸動,也很羞愧。“張老師自己身患那么多種疾病,仍在為大山里的孩子堅持,我們年輕人怎么還不如她,我于是想跟著張老師再堅持一下。”她這樣說道。
實際上,女高人的精神支柱就是她們的校長。張桂梅丈夫早逝、沒有子女、沒有房和車,也沒有任何個人財產,每個月的5423元退休金,也被全部用來資助貧困學生或給老師發獎金。她事必躬親,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親身實踐自己的理想。
張桂梅只有一個,從這個角度而言,女高模式是不可能復制的。作為旁觀者,華坪一中的老師對此看得很清醒。多位一中老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女高成功的核心并不是軍事化管理,而是找到了一條紅色教育的模式來統領全校,從課堂內延伸到課堂外,貫穿高中三年學習的全過程。而能夠將這套教育模式有效推行下去的靈魂人物,就是張桂梅。
一個因此產生的問題是,張桂梅之后,誰來執掌女高?63歲的張桂梅早已過了退休年齡,身體狀況也不佳,身患骨瘤、肺纖維化、小腦萎縮等23種疾病,20xx年初,就被下過一次病危通知書。今年春節,她再次病危入院。但記者在詢問華坪縣教育局、縣政府領導后發現,對于女高接班人,大家目前都還沒有一個清晰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