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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脫貧攻堅楷模張桂梅先進事跡 脫貧攻堅張桂梅心得體會篇一

無論在民族中學還是后來的女子高中，教學質量一直是張桂梅最看重的事。

在民族中學時，曾經有一個班令老師們頭疼，張桂梅卻主動要求擔任班主任。她進山找回那些不讀書的學生，為看住那些晚上總想跑出去的學生，她把行李搬進男生宿舍，和32名男生住在一起。男生們漸漸接受了張桂梅，感覺“就像在家里，和媽媽住在一起”。但是，男生們不知道，他們粗重的鼾聲、夢話和腳臭，常常讓張桂梅睡不好覺。她甚至從下午開始就不敢喝水，擔心晚上起夜時學生趁機溜出去。

在女子高中，張桂梅在宿舍里鋪了兩張床，一張自己睡，一張留給需要特別關心的學生。為了隨時關照學生，她睡覺不脫衣服。有個和張桂梅住在一起的學生，始終不肯和她多說話。這期間，張桂梅在食堂打飯時，摔了一跤，肋骨斷了三根。她沒有住院就又回了學校。每天早晨仍然5點起床，但要靠學生抱起來；夜里很晚睡下，還要忍著疼痛和學生聊會兒天。3個月后，這名學生抱著張老師大哭起來，說一定不會辜負張老師。

如今，張桂梅的右腹部、右臂上能摸到腫塊，頭上還有骨瘤，她的肺出現了問題，嘴唇經常沒有知覺，但她仍然每天拿著小喇叭喊起床，喊吃飯，喊跑步，喊睡覺……“我要讓孩子們知道，我一直就在她們身邊。”張桂梅說。

為給學生解饞，張桂梅每個月輪流帶著學生出去“加餐”。直到有一次，張桂梅去付賬時，學生發現她翻遍了所有的包才湊足了錢。學生們這才知道，張老師每頓飯只舍得吃兩角錢一份的小菜，每天的生活費僅3元。

她至今還在用一部老式諾基亞，手機里存著學生和家長的電話，“聽說智能手機容易壞，怕換手機后這些電話號碼會丟失”。

她的衣服很土，有些是別人買給她的。她去參加黨的__前，華坪縣委給她7000元置裝費，讓她買套西服去北京開會。她卻用這筆錢為學校買了臺電腦。

她把獲得的3萬多元獎金，捐給了災區；5000元的勞模獎金，一次性交了黨費；30萬元的“興滇人才獎”獎金，捐給了華坪縣丁王民族小學；昆明市總工會千叮嚀萬囑咐撥給她治病的兩萬元，她也捐了；她甚至還想預支自己的喪葬費，把這些錢用在山區孩子們身上。

她把自己的__黨代表證、五一勞動獎章、奧運火炬和畢生的榮譽證書，全部捐給了縣檔案館。她說：“我的一切都是黨和人民給的，我奉獻給黨和人民的還遠遠不夠。”

全國脫貧攻堅楷模張桂梅先進事跡 脫貧攻堅張桂梅心得體會篇二

_歲的張桂梅穿黑布衣，胸前戴著一枚紅色的黨徽，守在學校門口、食堂、宿舍。她用小喇叭催促學生：“姑娘們，快一點，跑快點……”

時間退回24年前，年輕的張桂梅穿紫色的皮鞋、藍色的褲子、火紅的上衣，經常進舞廳跳舞。這種生活在丈夫過世后“戛然而止”。1996年，張桂梅39歲，歷經喪偶之痛的她，獨自一人從云南大理喜洲到金沙江畔的麗江華坪縣工作。

在這里，她深刻體會到貧困與落后：山里的女孩，前一天還在讀書，后一天就嫁人了；有的父母離異后，雙方都不要女兒；有父母讓女兒輟學打工，供弟弟讀書……她希望辦一所女子高中，阻斷貧窮的代際傳播。

2008年，麗江華坪女子高級中學（簡稱華坪女高）建立，張桂梅任校長，它是全國第一所全免費的公辦女子高中。當年秋天，塵土飛楊的校園迎來了第一屆學生，95個大山女孩噼里啪啦地跑了進來。

一晃12年過去了，華坪女高送走了一屆又一屆的畢業生。2020年，159名學生參加高考，理科最高651分，文科最高619分。本科上線率達94.3%。至此，這所學校把近1800名大山女孩送進了大學校園。

從喜洲到華坪縣

1957年6月，張桂梅在黑龍江省牡丹江邊出生，她的母親那時48歲了。

張桂梅印象中，母親是小腳，常年癱瘓在床，一臉的麻子，只看得清兩只眼睛。父親脾氣暴躁，是村里的主事，誰家有事都找他，但后來他不愿意干了。

張桂梅那時還未到學齡，聽見父親說，“不干了，怎么樣都不干了”。她突然插了一句嘴：“你不干算了，長大了我干。”滿屋子人笑歪了，說要等著她長大。

家里有六個兄弟姐妹，他們都很懼怕父母。張桂梅記得，有一次，她頂了一句嘴，一個晚上沒敢回家。那時候，哥哥是哈爾濱跑莫斯科的列車員，經常戴大高帽，穿大皮鞋，但做錯了事，照樣跪在父母面前認錯。

上小學后，每到清明節前夕，張桂梅約上小伙伴到山上采花，編織成花環。第二天，她們穿上白衣白鞋，系上紅領巾，到八女投江的地方獻花環。那個火熱的年代，張桂梅在宣傳隊里主演江姐，喜歡唱《紅梅贊》、《東方紅》等。

1975年，張桂梅18歲，跟著姐姐南下云南支援邊疆建設。彼時，母親已經過世。她到大理喜洲后，很長時間不適應，直到認識了后來的丈夫。

那是一段美好的時光，丈夫在學校當老師，她在另一家單位上班。張桂梅記得結婚當天，她在學校跟兩個小姑娘玩，結果，迎親的隊伍落下了她。他們再次來接她時，張桂梅生氣了，讓他們直接把新郎送回來。那天，他們有五對新人集體結婚，張桂梅去得最晚。她們都穿著平常的衣服、褲子，工會買了一些喜糖，領導說了一番祝福語，新人代表發了言。她如今回想起來，這種有時代烙印的婚禮非常有意思。

不久，丈夫考上了大學，畢業后又考上研究生。張桂梅也不甘落后，考入麗江師范學院。畢業后，兩人進入同一所學校教書。

張桂梅說，丈夫是校長，每月工資六七百塊，偶爾還會去外面上課，一節課30塊錢。她那時花錢大手大腳，每天下館子吃飯，喜歡去繁華的三月街玩，也經常進舞廳跳舞。有一次，她請假去成都玩，一個人把一家部隊招待所包了下來。

瀟灑快樂的日子在丈夫生病過世后戛然而止。因為結婚晚，加上兩人忙于學習、工作，婚后一直沒有要孩子。丈夫離世，她深感孤獨，每天渾渾噩噩，對任何事提不起興趣。

1996年，張桂梅離開大理喜洲，來到了華坪縣。一開始，她在華坪中心學校任教，很快又調入華坪民族中學（簡稱華坪民中）。她去家訪，發現很多家庭重男輕女，不重視女孩的教育問題。

第二年春天，張桂梅帶著四個畢業班，同時查出了患子宮肌瘤。很快，縣里知道了她的情況，為她發起了捐款，教育局用唯一一臺車送她去醫院。張桂梅的記憶里，學生摘了野核桃送給她，說吃了對身體好；有人走幾個小時路，為了把省下來的路費錢捐給她；有人把本來給孩子買衣服的錢捐給她；還有的借錢捐給她……

自此之后，張桂梅對華坪縣的情感便生下了根。

“我有一個夢想”

2001年，張桂梅在華坪民中任教，兼任縣兒童福利院“兒童之家”院長。福利院收了36個孩子，最小的2歲，最大的12歲。張桂梅成為了他們的“媽媽”，為保證他們的吃穿行住，四處奔波。

她利用寒暑假到處籌集資金，有人可憐她，給她一點錢。很多人認為她是騙子，驅趕她，甚至放狗咬她，撕破了她的褲腿。她也不泄氣，累了就在路邊歇會兒，渴了就討一口水喝。但幾年下來，她只籌到一兩萬塊錢。

那幾年，張桂梅被評為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師德標兵，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狀。

與此同時，她慢慢發現，福利院孤兒們的不幸大多與母親遭受的苦難有關——有殺死家暴丈夫而獲刑的母親；有因為重男輕女陋習導致分娩死亡的母親；有與丈夫感情不和離家出走的母親。

她產生了辦免費女高的想法。時任縣教育局副局長楊文華記得，2004年9月，他陪同張桂梅去北京錄制央視教育頻道的節目。在路上，張桂梅跟他提起想辦免費女子高中，楊文華當場提出了反對，“什么年代了，你還建女高？”

楊文華勸張桂梅，建女子高中需要不少資金投入，比如至少需要生物、物理、化學三個實驗室。

張桂梅當時心里盤算：兩萬建一個實驗室，五六十萬建一所免費高中。

“她太天真了，五六十萬建一個實驗室都不夠。”楊文華說。即便如此，他們從北京回來后，華坪縣政府還是對此組織了討論，但無人支持張桂梅。

2007年，張桂梅成為黨的十七大代表。去北京前夕，華坪縣委見她沒有一件像樣的衣服，給了她幾千塊錢，讓她去買一套新衣服。張桂梅舍不得花錢買衣服，她把這筆錢攢下來，打算用在孩子身上。

她上北京時就穿著平常的衣服，有記者把她叫到一邊，讓她摸一摸自己的褲子，她才發現，褲子上破了兩個洞。那一夜，記者跟她聊到深夜，談論她關于創辦免費女高的夢想。

第二年初，張桂梅到北京錄制節目，碰巧在哈爾濱的哥哥生病了，打電話來說想見她。張桂梅想著，等錄制完節目再回去看哥哥。卻沒想到，哥哥很快過世，她沒能見上最后一面。

不久，張桂梅的訪談報道《我有一個夢想》廣泛傳播，引起了各級領導的重視。那時候，華坪縣有兩所高中，一所公辦高中，一所民辦高中。2008年4月，華坪第三所高中——麗江華坪女子高中（簡稱華坪女高）正式建校，云南省、麗江市、華坪縣政府先后投入了近6000萬元。

這年，楊文華任華坪縣教育局局長，他記得女高建設初期遇到各種問題，張桂梅很操心。教室開裂了，學校的維修等，她都第一時間趕到。

華坪電視臺記者王秀麗說，有一天，張桂梅突然打電話給她，一邊哭一邊問：“你在哪里？我都要死了，你還不來看我？”她立即從鎮上趕去福利院，張桂梅哭了一個下午，她陪著哭了一個下午。

后來，楊文華告訴張桂梅：“你集中精力抓教育教學，其他的我們去管。”

當年秋天，95個女孩報名華坪女高，除個別上了高中分數線外，其他都在分數線以下，她們全部來自大山。

2008年9月1日，華坪女高正式開學了。周云麗是首批入學的學生，在她印象中，開學那天下著小雨，教室樓外一片凌亂，學校還在緊張建設中。張桂梅守在門口，看著女學生們三五成群，拖拖拉拉地走動，生氣地說：“你們做事情太慢，高中不是這樣讀的。”

投奔女校的人

周云麗1歲時，母親就過世了，她和姐姐周云翠由父親拉扯大。

父親有殘疾，經常早出晚歸，家里的收入主要靠他種西瓜、芒果，養豬，以及幫別人除草。一家人生活拮據，在居住的那間土木結構的老屋子里，唯一值錢的就是一臺彩電。

大約七八歲起，姐妹倆開始做家務，后來又幫忙干農活，去集鎮上賣菜。

因為家里沒有兒子，又是單親家庭，他們家在村里沒少受人欺負。父親希望她們能走出大山，砸鍋賣鐵也要供她們讀書。2007年，姐妹倆同時初中畢業。家里沒有錢，父親到處籌錢，很是憂愁。周云麗眼見父親站在豬圈門口、院壩邊上、關毛驢的地方，一根煙接著一根抽，一語不發。

中考前夕，周云麗聽初中班主任說，隔壁在建一所免費女子高中，由華坪民中的一位教師過去管理。那里不用交學費，只要花一些生活費，那時候，一般高中每學期一千多元學費，另外還有學雜、住宿費等。周云麗聽后興奮地跑去看，一棟嶄新的教學樓拔地而起。

后來，姐妹倆都報了華坪女高。

那一年，張桂梅到云南師范大學做宣講，提出阻斷女子世代貧困的辦學理念，吸引了當年的畢業生張紅瓊。出生于農村的她，家里有七姐妹，作為唯一的大學生，她對此深有感觸。

張紅瓊畢業后，跟著張桂梅來到華坪縣，成為華坪女高的一名數學老師。

她記得，2007年8月8日，他們幾個教師去學校，地上全是水泥，教室里落滿灰塵，亂糟糟一片。張桂梅帶著他們搞衛生，打掃教室，把“兒童之家”的床扛過來，之后安裝、鋪床鋪，并把學生的名字貼好，干了整整十天。

事實上，剛開學時，華坪女高只有一棟教學樓，沒有廁所、食堂，圍墻。楊文華回憶，當時那里很糟糕，根本不像一所學校，男老師住在樓梯間，女學生坐在教室角落。

很快，張桂梅發現，招來的學生底子差，每次考試縣里排名，華坪女高總是墊底。她很著急，去外地學習教學方法，試圖讓學生自主討論，但結果更糟糕。“有的學生，老師跟她講了八遍，她還是不會做，坐在那里哭。”

張桂梅壓力非常大，她去麗江市找領導，說她們的學生不排名次，市里的領導也同意了。但她轉念一想，學生成績上不去，來學校白吃白喝三年，又有什么意義？

沒過多久，當時學校的17位教師走了9個。

張桂梅沒有辦法，到教育局找楊文華。楊文華安慰她說，如果實在干不下去了，就把學生并到華坪一中。事實上，早在華坪女高創辦以前，他就曾建議在華坪一中辦一個“桂梅班”，但張桂梅沒同意。

她不愿意放棄，相信老師苦教，學生苦學，總會改變這種現狀。別人早上六點起床，她們五點多起床；別人晚上十點睡覺，她們有學生十二點還在走廊看書。高中三年，她們每個暑寒假都補課，最多放半個月的假。農村的孩子不怕吃苦，肯下功夫，慢慢的，學生成績出現好轉。

延續到現在，華坪女高的學生每天早上5點半起床、洗漱，一直要到晚上12點20，她們才熄燈睡覺。

7月13日中午，張桂梅拿著小喇叭，端坐在食堂的凳子上，手機里放起了紅色歌曲。很快，一群女學生沖了進來，她們“噼里啪啦”吃完飯，又跑回了教室。幾百個學生在10分鐘內像一陣風，來了又走。

婉拒捐款

學生的成績沒有起色，教師張紅瓊也曾動搖過。有一天晚上，她準備向張桂梅辭職。走到門口，她把頭貼在墻上往里面一看：張桂梅正在吃藥，桌上擺滿了藥瓶子。吃完藥，她又往身上、脖子上貼藥膏。看到這一幕，張紅瓊很受觸動，決定安心留下來教書。

黃付燕是2008屆學生，她記得，張桂梅身體不好，經常跑醫院，但每天都回學校，用小喇叭叫她們起床、吃飯、睡覺。那時候的學生，敏感、內向，害怕跟人交流，但她們懂得感恩，想上大學，不怕吃苦。

2011年夏天，華坪女高第一屆學生高考，綜合上線率100%，一本上線率4.26%。這個成績超出了預期。

周云麗姐妹，一個考上了云南師范大學，一個考入德宏師范學院。那年夏天，得知女兒們都考上大學后，辛苦了半輩子的父親終于眉頭舒展開了，高高興興地背著雞、鴨，蔬菜去感謝張桂梅。

2015年秋天，黃付燕從內蒙古師范大學畢業，進了杭州一家公司。第一個月，她領到了3500塊錢工資。她很高興，回家給父母買了些衣服，又捐了1500塊錢給華坪女高。

黃付燕記得，張桂梅很高興地接受了捐款，還給她開了一張收據。那張收據她一直保留著。

第二年，黃付燕帶著男友回母校，準備了2000塊錢捐給女高。張桂梅得知她在上海沒有正式工作，婉拒了她的捐款。2018年，黃付燕第三次回華坪女高，她那時沒有上班，帶著丈夫，手里抱著出生不久的小孩，準備了3000塊錢捐給女高。張桂梅老師再一次拒絕了她的捐款。

黃付燕很難受，覺得愧對學校和張老師，走出校門后，她哭了。

之后，張桂梅拒絕畢業生回校看她，甚至經常謊稱自己不在學校。她不希望學生背負回報學校的壓力，“她們從大山走出來不容易”。

2019年5月，黃付燕考上了貴州的特崗教師，成為了一名小學數學老師。

黃付燕說，不像其他學校的學生，所有東西都是父母給的。“我們華坪女高的學生，吃穿住學都是社會上捐贈的，更多是政府捐贈的。”

十萬里家訪路

周云麗曾差點被張桂梅打。

一個周末，她跟同學相約一起外出，張桂梅不讓她出去。那時候，張桂梅剛去了她家走訪，見到了她殘疾的父親和年邁的奶奶。張桂梅覺得，學生應該抓緊時間學習，不該隨便跟著去玩。

周云麗堅持要出去，張桂梅氣壞了，拿起老人機砸過去，沒有砸中。她又想要摔凳子，被兩名班主任拉住了。張桂梅記得，周云翠當時也跑了進來，一副要保護妹妹的架勢。

張桂梅覺得，家訪能了解一個孩子，激發她們的學習動力。12年來，她去過每一個學生家里，走了十幾萬公里的崎嶇小路。看著她們的家庭情況，張桂梅經常恨鐵不成鋼，罵她們，甚至用書本摔她們。

一開始，姑娘們很害怕，覺得她兇，后來也知道是為了她們好，慢慢心存感激。

王秀麗曾多次陪同張桂梅去家訪。一開始，她不理解，覺得開一次家長會就可以了，為啥一定要跑老遠去家訪。她去了后才發現，很多家長不會講普通話，山路崎嶇，交通不便。

有一次，他們去一傈僳族學生家家訪。山路不好走，王秀麗一路走一路抱怨，張桂梅一句話也沒有說。他們到學生家時，天都快要黑了。張桂梅坐在屋子里，跟父母聊了一會兒，很快又往回走。走了一段路，王秀麗發現她的外套不見了。她問“張老師，你衣服哪兒去了？”張桂梅淡淡地說，“給孩子媽媽了。”

張桂梅說，第一屆學生家長看到老師去家訪，都感激流涕。但也有幾個例外。有一次，一個學生讀著讀著，突然回老家不來了。張桂梅跑去學生家一看，弟弟在那里做作業，姐姐在那里干農活。媽媽不停地說，女兒不該去上學，應該去外面打工。

張桂梅問：“都不收學費了，為什么不讓她上學？”媽媽說：“考上大學也供不起，不如現在就出去打工。”“姑娘這么小，可以去干嘛？”對方回復她說：“她可以去餐館幫人洗碗啊。”

一些這種家庭的孩子，最終被她帶回了學校，但也有個別最后輟學了。

華坪女高免學雜費、住宿費，校服費等，個別家庭條件不好的學生，還可以申請生活補助。7月16日，高一的李嘉明申請生活補助，班主任將此事告訴了張桂梅。

幾年前，李嘉明的父母離異，她被判給了父親。在她的記憶中，父親常年酗酒，少有清醒的時候。初二的一個夜晚，父親喝醉了，罵她是害人精，害得他家破人亡，還半夜把她趕出了家門。

此后，李嘉明便很少回家。母親幫她在鎮上租了一間屋子，每個月給她生活費，偶爾也去學校、出租屋看她。但時間一久，繼父又對此有意見。

張桂梅知道后很生氣，但更多的是無奈。她決定去李嘉明父親家里看看。他們家在榮將鎮宏地村，離縣城約30公里，開車一個多小時。山腳下的一間土木屋，門沒有鎖，屋子里空空蕩蕩，人也聯系不上，張桂梅白跑了一趟。

回到學校，張桂梅讓李嘉明把租的房子退了，放假就住到“兒童之家”，生活費由華坪女高出。

忙著忙著就老了

華坪女高位于縣城東側的獅子山腳下，這里曾是華坪民中的廁所，每到盛夏，金黃色的芒果掛滿枝頭。2015年，它完成基礎設施的建設，占地76畝，有校舍6棟，累計投資9千多萬元。

張桂梅節省到吝嗇的地步，為學校師生以及教育系統的人所周知。她常年穿著破舊的衣服，十幾年吃素，甚至生病了也不愿意去醫院。但她把自己多年的獎金，社會對她個人的捐贈等100多萬元，全部投入了華坪女高。

據華坪縣宣傳部給的資料顯示：華坪女高為貧困學生減免住宿費、學雜費等，累計1335.06萬元。

這些錢，全部是學校募捐而來，有各級政府給的辦公經費，企事業單位給的捐贈，還有個人給的捐款。即便如此，華坪女高的支出依舊是一筆沉重的負擔，張桂梅擔心這種模式難以為繼。

華坪縣教育局黨委書記胥國華此前曾負責華坪女高的基礎設施建設，他說，華坪女高最初按18個教學班，900人的辦學規模設計。后來因為學校的資金有限，每年只招收100到160人，最多的時候，學校一共五六百學生。

因為免學雜費和高升學率，自第一屆學生高中畢業后，報名華坪女高的學生越來越多。張桂梅說，她招女學生的標準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看是不是農村戶口，一個是看她的中考成績。

自今年媒體報道后，張桂梅成了網紅，華坪女高也跟著上了熱搜。這段時間，學校辦公室主任張曉峰每天接到幾百個電話，有想來華坪女高讀書的，想免費為張桂梅看病的，想捐贈給華坪女高的。張桂梅很高興，同時她又很擔心今年報名人數猛增，但學校招錄人數有限。

她有時也不去想這些，覺得到時總有辦法解決。一個人安靜下來時，張桂梅會覺得孤獨，想起黑龍江的姐姐、侄子，但他們都不能理解她，“覺得我眼里只有這些孩子”。她心情不好時甚至不知道打電話給誰，她說，忙著忙著，就把自己給忙老了。

這兩年，張桂梅身體越來越差，疾病纏身——高血壓、支氣管炎、骨瘤……體重從一百三十多斤掉到了九十多斤，她甚至站不起來，干癟的四肢在衣服里面晃。

“兒童之家”福利院的張惠華記得，2018年初，張桂梅病危。他匆匆跑進醫院，看到張桂梅吸著氧，眼睛閉著，處于半昏迷狀態。張惠華嚇壞了，大叫“媽媽，媽媽……”張桂梅醒過來，一臉疲倦，但她說自己沒事。

那一次，華坪縣縣長來看望她，張桂梅拉著縣長的手說：“我情況不太好，能不能讓民政部門把喪葬費提前給我，我想看著這筆錢用在孩子們身上。”

張惠華希望她保重身體，多休息，但張桂梅不聽，只要身體稍微好一點，她一溜煙又跑去了學校。

張桂梅覺得自己時間不多了，“能做一點是一點，能幫一個是一個”。目前，她最大的夢想是，女高有學生能考上清華北大。2020年，華坪女高有159名女孩參加高考，在張桂梅眼里，這是建校以來學生基礎最好的一屆。受到疫情的影響，一些學生沒有手機，一些家里沒有信號。令人欣慰的是，2020屆華坪女高的一本上線率達44%。

張桂梅又送走了一屆畢業生，63歲的她步履蹣跚，面如蠟色。7月13日，有人想跟她合張影，她說，“美顏一下，我有點丑。”

全國脫貧攻堅楷模張桂梅先進事跡 脫貧攻堅張桂梅心得體會篇三

20xx年，女高創辦一學期后，首批招來的17名老師走了9個。張紅瓊是留下的老師之一，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走的人大多是因為吃不了苦。”

張桂梅一開始就很明確，山里的孩子基礎差，要想出成績，學生必須要“苦學”，老師更要“苦教”。她面試張紅瓊時，反復對她強調，去女高一定要能吃苦。和張紅瓊同去的還有另外兩個女生，也畢業于云南師范大學，張桂梅看她們瘦弱，搖搖頭。

女高老師流失超過一半，學校面臨崩潰。最艱難的時候，張桂梅發現，剩下的8名老師中有6名都是黨員，于是把他們召集到一起說：“如果是在抗戰年代，這個陣地上剩一個黨員，這個陣地都不會丟掉。我們剩6個黨員，我們能把這塊扶貧的陣地給黨丟掉？”會后，老師們在教學樓二層墻上畫了一面很大的黨旗，然后面向黨旗，宣誓。所有黨員都哭了。

在張桂梅事后的多次敘述中，這件事被視為女高辦學的轉折點。從這一刻起，紅色教育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此前，她雖然在教學中有一些紅色教育，但還沒有形成完整體系。老師的流失讓她意識到，面對女高的艱苦辦學條件和諸多客觀局限，要想留住老師，就必須激發她們內心的理想信念，培育奉獻精神。與其說這是女高辦學的轉折點，毋寧說，這是張桂梅在辦學逆境中找到了堅持下去的錨點。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問張桂梅：“在女高采取紅色教育的模式，是和個人的堅定信仰有關，還是這是最適合女高的一種培養模式？”

她說：“兩者都有。”

從效果看，這種策略是成功的。在張紅瓊的回憶中，這次會議之后，張桂梅開始帶領老師們唱紅歌。每天下午五點半，學生們在吃飯，老師們在黨旗下集體唱《紅梅贊》，這是張桂梅最喜歡的歌劇《江姐》的主題曲。她一句一句教給老師，“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向陽開”。最初，張紅瓊覺得很尷尬，心想這都什么年代了，還唱這么老掉牙的歌曲，后來慢慢進入到角色中，大家都在唱，也不覺得奇怪了。“學生一開始都在圍觀，后來甚至會跟著唱。我們老師學生隨口哼出來的都是紅歌。”她說。

張桂梅在日常的每個環節滲透紅色元素，力圖在女高構建出一片紅色凈土。她不允許老師學生聽流行歌曲，學生去食堂吃飯時，她把手機放在小喇叭旁放紅歌。音樂課上大部分時間也在教唱紅歌，課間操時間則是紅歌會。

20xx年11月4日上午九點半，記者在現場看到，女高學生列隊集合后，先集體朗誦《卜算子·詠梅》，然后大聲喊出口號：“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做黨的好女兒”“學習、學習、再學習”“奮斗、奮斗、再奮斗”。熱身環節結束后開始跳操，第一首是《英雄贊歌》，這是電影《英雄兒女》的主題曲，第二首是《紅色娘子軍》。此前還曾跳過《南泥灣》和《紅梅贊》。這些歌曲都由張桂梅精心挑選，旋律由專人改編后節奏感很強，既有年代感也有時代感，再請專人以此設計出系列動作。今年，為了讓學生和大山外的世界有更多接軌，在跳第三套操時，張桂梅特意選擇了抖音上很火的鬼步舞，配樂是近幾年的廣場舞金曲《山里紅》。這種舞蹈節奏感很強，整個場景看起來大型蹦迪秀，有一種穿越回到1980年代的魔幻感。

從20xx年開始，每周一的課間操新增了宣誓環節。黨員老師要宣讀入黨誓詞，學生們則重溫入團誓詞，然后齊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每學期開學時，全體師生要抄黨章。每周六上午有一節思政課，由張桂梅親自執教，最長時可能持續2~3小時。課上，她會講自己最愛的江姐、趙一蔓和紅軍長征故事，不斷強調要學習紅軍的吃苦耐勞精神。每周日晚上七點半，高一學生要去階梯教室看紅色電影，既有經典老片《孔繁森》《焦裕祿》，也有新片如《我和我的祖國》。除電影外，還會每周追劇，讓20xx級女高學生陳法羽印象最深的是《雪豹突擊隊》，“當時每周看一集，我們都邊看邊哭。”

紅色信仰還以一種更具象化的方式體現于整個校園。最初，教學樓里有一面手繪黨旗，后來在新建的足球場上新增了一面“巨無霸”黨旗，旁邊立著“共產黨人頂天立地代代相傳”幾個紅色大字。“非常壯觀，站在這里你會很震撼，這么大一面黨旗，你站在下面，想說句臟話都不可能了。”張紅瓊這樣感慨。

和學生的作息接近，女高老師的一天也從早晨五點半開始。地理老師張紅瓊是班主任，如果有早自習，她要五點多起床，臉來不及洗就騎車趕往學校，中午11點下班后，吃個飯，12點就要回來，下午課從2點開始，五點半結束，老師可以吃飯半小時，6點繼續上晚自習，直到11點半，天天如此。張桂梅要求，無論有課沒課，老師都得全天在女高，這樣學生有問題就可以及時找老師解答。

在女高，老師結婚、懷孕都不是偷懶“摸魚”的理由，想請長假很難，建校至今，沒有一個老師成功請過長假。20xx年，張紅瓊懷孕了，但還要管全校衛生，早晚和學生一起掃地。為躲避掃地，她故意在宿舍不出門，張桂梅就批評了她。對此她回憶說：“當時，我們的關系就有點冷淡了。后來孩子一歲多，我就主動和張老師申請當班主任，她說，你是一個老師，不能為了家庭就這樣松懈，還是要把自己的價值能力體現出來。”

有人問張桂梅，為何女高學生基礎差，老師年輕，高考成績還那么好？她毫不猶豫地說：“因為我們能吃苦，因為我們有理想信念教育。”

20xx年，女高第一屆學生高考成績出來后，震驚了整個縣城，縣委和縣教育局在華坪縣各中學組織了一輪又一輪“學習女高精神”，在全縣推廣女高黨建工作的經驗，要求其他學校校長每學期都去女高聽張桂梅講思政課，向女高學習教學管理經驗。

但胥國華也坦言，女高的模式復制不了，能學的只有女高精神。“像女高老師一樣奉獻得那么徹底，其他學校老師很難做到。”

現任華坪縣通達傈僳族鄉鄉長的潘興陳曾在華坪一中任教，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華坪一中學習女高，要求老師在晚自習前、后一小時內都不得離校，要給學生義務答疑。雖然不算作課時工作量，但和上課一樣嚴格考勤，不出席就算曠課，進行處罰，“結果收效很明顯，老師對學生的成績、心理狀況都能更準確地掌握，便于采取更針對性的管理和教學。”他說。但這只是復制了女高的一個具體措施。更多學校只是短暫地嘗試過女高做法，便很快放棄。

在9名老師陸續走后，張紅瓊也有過放棄的念頭。一天晚上，她準備向張桂梅辭職。走到她的辦公室門口，看到她的桌上堆滿了藥瓶，她正費力地往身上貼藥膏，很受觸動，也很羞愧。“張老師自己身患那么多種疾病，仍在為大山里的孩子堅持，我們年輕人怎么還不如她，我于是想跟著張老師再堅持一下。”她這樣說道。

實際上，女高人的精神支柱就是她們的校長。張桂梅丈夫早逝、沒有子女、沒有房和車，也沒有任何個人財產，每個月的5423元退休金，也被全部用來資助貧困學生或給老師發獎金。她事必躬親，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親身實踐自己的理想。

張桂梅只有一個，從這個角度而言，女高模式是不可能復制的。作為旁觀者，華坪一中的老師對此看得很清醒。多位一中老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女高成功的核心并不是軍事化管理，而是找到了一條紅色教育的模式來統領全校，從課堂內延伸到課堂外，貫穿高中三年學習的全過程。而能夠將這套教育模式有效推行下去的靈魂人物，就是張桂梅。

一個因此產生的問題是，張桂梅之后，誰來執掌女高？63歲的張桂梅早已過了退休年齡，身體狀況也不佳，身患骨瘤、肺纖維化、小腦萎縮等23種疾病，20xx年初，就被下過一次病危通知書。今年春節，她再次病危入院。但記者在詢問華坪縣教育局、縣政府領導后發現，對于女高接班人，大家目前都還沒有一個清晰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