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動物行為專家，出于良好的愿望，為了培養猩猩的創造力，在一個空房間里，為一只黑猩猩設置了一串掛在半空的香蕉和幾個散亂的可以疊起來的木箱，然后他關上門，從門上的小孔中向里窺視。然而，他看到的卻是另一只烏溜溜的眼睛——那只猩猩也正在向他窺視！
我并無意于把我們可愛的孩子比作猩猩，有的時候，我們自己卻像這位專家一樣做著失敗的實驗，驚然發現工作的進程沒有按照我們預設的軌道前進，在某種意義上，使我們從事的職業陷入了荒誕。
六十年代中期，美國發起了一場“非學校化”的運動，他們的口號是：“取消學校！”。因為學校制度貌似平等，實則極不平等。學校儼然以知識的壟斷者自居，把極小一部分規定的知識轉變成一種商品，將學生規定為這些知識的硬性消費者，使用文憑這一手段進行強行的販賣。該思潮代表人物伊里奇（ivanillich）在此提出了一個著名的概念：隱蔽課程——只有學校教育才能為每個人的成長作準備，凡是學校里不傳授的東西，便是無價值的。而這又必然導致更為極端的觀念：只有通過考試才能為每個人的成長作準備，凡是不考試的東西，便是無價值的。愛因斯坦說：“做同樣的工作，它的出發點，可以是恐怖和強制，可以是追求威信和榮譽的好勝心，也可以是……每個健康兒童都具有的天賦的好奇心，只不過這種好奇心往往很早就衰退了……”我們的兒童早已沒有好奇心了，如果有的話，也只是對教育者古怪的行為感到好奇，正如那只向外張望的猩猩一樣。
“考試是指揮棒”，此言非虛，但最多只對了一半，“棒”則“棒”矣，然非“指揮棒”，而乃一枝狼牙大棒，誰若置若罔聞，定遭當頭棒喝。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和我的笨小孩們都感到深深的痛苦。我們在狹細的路途中經常被迫陷入形而上的沉思：“教育的終極目的是什么？”轟轟烈烈的大背景下，理想的答案離我們多么遙遠——佛學大師池田大作如是回答：“教育的根本課題是在于說明和回答人類應當怎樣存在，人生應該怎樣度過這些人類最重要的問題。”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說：“教育的正確目的，歸根結底是宗教性的東西，不能只圖利益。教育應當是一種探索，使人理解人生的意義和目的，找到正確的生活方式。”
也許有人會說這些已經不再適應時代了，那么我們究竟處于怎樣一個時代？可以移用狄更斯《雙城記》的開首語：這是最好的年月，這是最壞的年月；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新紀元，這是懷疑的新紀元；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這是絕望的冬天。
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如何做一名教師？我們如何做一名語文教師？
我以為，語文教育在此時代應有兩個目標：也就是傳統文化的承繼（文化教育）和純正的審美趣味（文學教育）。
教書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將我們的感受圈成一枚硬幣，痛苦是一面，快樂即是另一面。我希望，在以后的某一天，每一位愛孩子及他們的未來的教師都能快樂著孩子的快樂。我希望，在以后的某一天，每一位了解我們工作的艱辛與不易的人都能快樂著我們的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