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四年級有個命題作文叫《揪心的一幕》,這是一個看圖作文,看的是一個黑白照片。1937年8月28日,日本侵略者轟炸上海火車南站,照片記錄了日本轟炸后的一片慘狀:站臺已經被廢墟掩埋。周圍的樓房也震塌了許多,磚頭、瓦片、碎石散落一地,過街天橋也坍塌了。圖片中有一個面黃肌瘦,衣衫襤褸的幼兒,看起來還不會走路,他孤零零地坐在地上,嚎啕大哭,他也許是永遠失去了父母,成為戰爭孤兒。
小學生照例指著照片說:“這個怎么寫啊?”我當然可以很容易地告訴他怎么寫:描寫畫面,然后痛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罪惡,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再想象一下小孩的家人,他以后會怎么生活……不過我不想這么簡單化,我想把這個作文話題擴大一些:怎樣看待和描寫苦難。
災難并沒有隨著戰爭的消失而消失。火災、地震、車禍、礦難、疾病……特別是在汶川地震中,就連小學生也在媒體上看到了很多扭曲的建筑和痛苦的臉龐。如果打開美國新聞最高獎“普利策獎”的攝影作品集,則每一幅都很揪心和震撼:有殘缺的尸體、扭曲的面孔、正在發生的屠殺、毀滅的一瞬間……合成了好幾卷的集子叫《黑鏡頭》。我選了一部分給孩子看幻燈,他們不停地釋放出各種反應:“哇!”“哎呀!”就是語言也顯得多余的那種反應。有的孩子央求:“別看了!”有的孩子則又害怕又想看。我自己則一邊放幻燈,一邊很忐忑:我放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難道是要比慘么?告訴小學生,沒有最慘,只有更慘,世界就是如此慘慘慘……還有,“黑鏡頭”對小學生是限制級的嗎?是不是不應該讓他們幼嫩的小心靈受到太大震撼?如果為了寫作文來看“黑鏡頭”,會不會成了“欣賞災難”和“消費災難”?——這里面的道德倫理和職業倫理,有太多讓人糾結不安的地方了。
我打算結束放映:“下面我們看的是‘黑鏡頭’系列里的最后一幅,也是非常著名的一幅。”畫面是攝影記者凱文·卡特拍攝的《饑餓的蘇丹》系列:一個黑瘦的小女孩,她正在去救助站的路上,但是饑餓和衰弱讓她近乎爬行,而她的身后則跟著一只禿鷲,它隨時等待著這個小女孩死亡,以便飽餐一頓。
這幅攝影并沒有直接表現饑餓和死亡,而是艱難求生的過程,而且對小女孩的生死留有懸念。高妙的攝影視角,使得凱文·卡特獲得了當年的普利策獎。然而,兩個月之后,凱文·卡特在自己的汽車里死了,死時只有33歲。他在排氣管上套了一截綠色軟管,把廢氣導入車內,這是一次明顯的自殺。人們在扼腕嘆息的同時,也在問“為什么”?小學生們聽了照片背后的故事,發出相同問題:“為什么呀?”
我說:“也許是因為他看了太多‘黑鏡頭’受不了……也許是因為他被別人指責,說他欣賞苦難……也許是因為其他原因,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吧……”凱文·卡特是最具有“同情心”和“職業感”,并且又是被這兩者深深折磨的黑鏡頭記錄者。
我和學生又把前面放過的“黑鏡頭”看了一遍,重新評價“哪一幅最震撼你”。我把同學們挑出來的照片放在一起,有個新的發現:畫面上大多有兒童。就像此文開頭提到的那幅《揪心的一幕》,廢墟中坐著的是無辜的幼兒。這些年最打動我的新聞圖片,我也放給同學們看:大雪紛飛中,一個父親用棉被裹著他的孩子,父子倆正在大聲叫賣,面前放著一小堆西紅柿,那也許是他們這一天的生活依賴。我每次看了都禁不住潸然淚下,因為讓人看到艱難和求生。
最后,作文題目還是《揪心的一幕》,不過范圍擴大了,我希望學生不僅寫寫畫面,也寫寫畫面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