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秉涵：執著歸鄉的臺灣老兵
【頒獎詞】海峽淺淺，明月彎彎。一封家書，一張船票，一生的想念。相隔倍覺離亂苦，近鄉更知故土甜。少小離家，如今你回來了，雙手顫抖，你捧著的不是老兵的遺骨，一壇又一壇，都是滿滿的鄉愁。
【事跡】人物介紹：臺灣律師，老兵。1936年出生于山東菏澤。高秉涵的一生，凝聚了所有臺灣老兵經歷的坎坷和艱辛，同時也見證了海峽兩岸從隔絕到溝通的一段特殊歷史。
初登央視演播廳，74歲的高秉涵顫顫巍巍。他說，腿腳還挺利落，只是實在難以抑制激動的心情。從后臺走到舞臺中央，是一段起伏彎曲的布景橋，高秉涵卻把這看作黃河、長江，是任何一切能勾連起他對故鄉強烈思念的圖景。
家是什么?高秉涵說：“家就是這個曾經再怎么努力都回不來的地方，但我從沒有放棄過努力!”60多年生活在臺灣，鐫刻在高秉涵腦海中的卻是另一個地名：山東菏澤。他出生在菏澤，在那兒度過了年少時光，菏澤才是他的家鄉。高秉涵想家，但也深知，對他這樣一個大半生住在海島上的“外省人”來說，通往家鄉的路意味著什么。
高秉涵不愿去回憶離開母親、離開老家村莊的清晨，可那個清晨總會從記憶中清晰地跳出來。1948年，山東菏澤處于國共兩黨“拉鋸區”，高秉涵的父親高金錫被槍斃，母親宋書玉告訴他，“因為你父親是國民黨”。
當國民政府所屬軍隊及地方各級政府開始陸續向長江以南撤退時，宋書玉將曾經參加過“三青團”的兒子送到國民政府在南京設立的“流亡學校”。在兒子高秉涵的印象里，一輩子都在小學教書的母親幾乎沒經歷過團圓：兩個女兒在抗戰初期外出求學沒了音信，而后丈夫死了，又決定讓兒子離開。少年高秉涵用了6個月，穿越6個省份，足足走了2000多里地，擠上了由廈門開往金門的班船。數十年后，他在圖書館翻查史料，發現自己乘坐的，是那年由廈門駛往臺灣的最后一班船，日期是1949年10月16日。而半個月前，在遙遠的北京，新中國宣布成立。
對所有從各個港口逃至臺灣的人來說，回家是最迫切的夢想，可他們中大部分人都未能踏上故土與親人團聚。其中一人，甚至被高秉涵宣判了死刑——1963年，高秉涵從臺灣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系畢業后，被派往金門任審判員，“金門逃兵”是他審理的第一個案子。
那個“金門逃兵”的家就在對岸廈門，他本是漁民，與偏癱的母親相依為命，在一次給母親抓藥的路上被強拉入伍到了臺灣。碰上天氣晴朗時，隔著并不寬闊的海峽，一眼就能看到家鄉，他決定利用自己的漁夫本領游回家。他偷偷搞到一個汽車輪胎，趁人不注意時坐輪胎下海，游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時，他到岸了。海水沖澀了眼睛，他尚未看清便舉手大喊：“我是從小金門逃來的，沒帶武器!”可沒想到，他游了一整夜，最終卻游回了金門海岸。一星期后，這個因“回家”獲罪的“金門逃兵”被處以極刑。高秉涵哭得難以自已，他對這份即使拼掉性命也要回家的心情感同身受。
高秉涵曾想過各種辦法聯系母親。1979年，大陸與臺灣尚無法通信，他委托美國的同學幫忙寄出第一封家書。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村子是否仍在，就寫了“山東菏澤市西北35里地處高莊”，收信人是母親“宋書玉”。不長的信中，他寫道：“我之所以要艱苦奮斗地活下去，就是為有朝一日能再見到我娘一面，絕不會像兩個姐姐一樣，在抗日戰爭爆發時，就生死不明……娘，我會活著回來!”高秉涵不知道，在海峽這頭，杳無音信的兩個姐姐實際上去了延安，當上了共產黨干部，在他踏上逃難路那年才第一次回家。年邁的母親找回了女兒們，卻失去了兒子的音訊。等待終于耗盡了她的全部生命，就在這封信輾轉寄達的一年前，宋書玉逝世于吉林遼源……
如今，兩岸已經開通直航，回家不再如先前那般艱辛。200多個從菏澤一路歷經戰火和逃難來到臺灣的同鄉，組成了“菏澤旅臺同鄉會”，高秉涵來臺時年齡最小，在同鄉會里最年輕，被推選為會長。他視每一個同鄉為親人，雖已無法再見母親，他卻盡力幫每一個同鄉與親人團聚。74歲高齡的他，仍堅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伴想要回家的同鄉一起返鄉。
“我答應過他們，只要還有一個人要回家，我就陪著他們一起回來。”對每一個希望魂歸故里的鄉親，他都會親手帶上骨灰壇，站到菏澤老家的村頭，完成骨灰主人生前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