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了解怎樣與聾兒進行交流，更深的理解我們的專業知識，實現我們的專業價值，提高我們的實踐能力。
實習單位概況：我們實習單位是的聽力康復中心，市聽力康復中心成立于年月日，是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特批的聽力言語康復中心，是一所集聽力技術開發、耳聾康復科研、言語康復教育于一體的專業聽力語言康復機構。中心地處動物園旁，有寬大的康復治療場地和廣闊的戶外活動場所，可同時容納名聾兒在訓康復。中心硬件、軟件建設達到國家一級康復中心標準。
門診擁有國內先進聽力檢測設備，能對患者進行聽功能的全面檢測和評估，為診斷耳聾性質提供科學的依據。門診擁有一支由醫學專家、聽力專家、康復工程師、電子工程師、言語矯治師等組成的強大專家隊伍。通過專家會診，對不同類型的耳聾患者提供聽力補償最佳解決方案的強大專家隊伍。并率先開設言語矯治專科門診，主要解決極重度耳聾及更嚴重的耳聾患者發音不清、吐詞不準;大齡聾啞兒假音、假聲;以及言語發育遲緩、發育性言語障礙、運動性失語、自閉癥、孤獨癥等言語疑難問題。還設有人工耳蝸調試訓練中心，全面開展人工耳蝸調試和聽覺語言訓練工作。
經過門診檢測，那些具有康復和提高可能的兒童才可以進二樓的言語康復教育部。我們實習主要是在言語康復教育部。這里與一樓的門診不同，是以教育為主，讓孩子們在學習中學到知識和聽力得到提高。康復教育中心設有語訓部，綜合素質教育部和社區康復部三個部門，其功能如下：
1. 目標：使每一個到市聽力康復中心接受訓練的聾孩，經過科學的聽覺康復訓練和語音矯治，都能開口說話，進行語言交流，并能發音清楚、說話流暢。
語訓特色：
突破年齡---突破“超過七歲很難康復”的傳統觀點，對大齡聾孩通過語音矯治，也能達到言語康復攻克聽障---創新語言康復技術，極重度聽力損失也能說清楚
壓縮時間---將原來需要三年或者更長時間的語言康復期壓縮至更短時間
2.綜合素質教育部：
文化學習：根據國家教育大綱，完成聾兒的文化教育，同時繼續康復語言、發展思維
文化培優：對優秀學生重點學科或全面培優，向重點學校沖刺;
特長培養：開設美術班、舞蹈班、手工班、職業特長班等。
蒙式教育：引進北京市蒙臺梭利教育研究中心最新成果，開發聾兒潛能，促使聾兒身心協調發展。
3.社區康復部:
1、家長學校舉辦函授講座、交流康復經驗、開展家長聯誼活動、解答疑難問題、指導家庭康復訓練、研討家庭康復教育
2、“聾兒之家”跟蹤了解在普校隨班就讀的聾孩子情況，推廣優秀典型;每年舉辦“暑期相聚在”活動，讓已經上普通學校的孩子在這里進行語音矯治---文化補習---特長培養----才藝展示-----夏令營活動
3、定期發行《康復》宣傳康復典型、提供康復信息、介紹康復知識、交流康復經驗、康復專家訪談、傳遞上級精神、倡導扶弱助殘、弘揚社會關愛。
和孩子們一起玩，教他們讀書，輔導他們做作業，參與“語訓課”，在交流中糾正他們的語音錯誤。
他們實行一周六天制，只有星期天休息。課程主要有晨談、語文、語訓、數學、美術、體育。上午兩節課之間也有課間操、中午午休。
他們還實行負責制，每個老師帶5-7個孩子，聽力特別嚴重的帶3-4個。老師們不只教孩子們上課、說話。因為是全托的，所以孩子們的飲食、住宿，也歸各自的老師負責。自早上起，孩子們起床要給他們穿衣服，吃飯要給他們打飯，口渴了要倒水給他們喝，課間操要和他們一起做。(當然，老師的作用是看護、監督，主要是讓孩子們自己做，讓他們通過提高動手能力反過來促進語言發展。)知道了這些，我第一個感覺就是辛苦，老師們真是辛苦。
教育部的杜在新主任也這么說，(她堅持要我們叫她杜老師，說孩子們都這么叫她。)所以當我們說明來意的時候，她就說讓我們體驗一下老師們的辛苦，帶聾孩子不容易啊。于是安排我們帶孩子們玩。大約兩個小時吧。每個人帶一個。即使只有一個，我們還是忙得夠嗆，累得夠嗆。剛去之前，以為聾和啞是一起的，既聾，那就啞。其實不然。杜老師說他們這不收完全耳聾的兒童，他們是康復中心。是要讓那些聽力較差的兒童通過治療和教育訓練有一定程度的恢復。能夠回到正常學校、正常的生活中去。上課的時候普通話一定要標準，因為他們不僅要聽，還要看，通過看口型來領會那不能完全聽明白的話。我們帶他們玩的時候，和他們交流，一定要對著他們，讓他們看到口型。也許平時他們都不大出來玩，課間的時候，總是在教室里玩。于是難得一次的機會出來，他們滿院子的跑，從這個小房子到那個滑梯，直到累。也沒什么交流，因為她總是不愿停下來聽我說，停下來了也不看我。可能是陌生的感覺讓她這樣，只問了她幾歲了，她用那稚氣、模糊的聲音告訴我：“五歲”。第二次去的時候就完全不一樣了，她看到我就跑過來拉著我的手，直到上課。
本來，他們老師上課不讓人打擾，所以杜主任總是安排我們星期天他們放假的時候去，帶孩子玩。總是這樣，我們就不能體會老師是怎樣上課的，不知道孩子們是通過怎樣的課來康復的。于是我們希望在他們上課的時候來實習，幸運的是杜主任一下就答應了。
于是我們就真正的坐在教室里和他們一起上課了，這讓我們看到了很多，也明白了很多。學校開設了四個年級，在每個教室里，黑板的旁邊都掛著一張最新幼兒拼音掛圖，還有一些用漢字同時又用拼音標出的日常用語。
即使是同時在，他們也有差別，聽力好的，說話就很積極，不好的就很沉默，而聽力好否，不只是先天的原因，還有助聽器好壞的原因。父母都是疼孩子的都想他們快點好，但是經濟條件限制，有的買不起好的助聽器，雖然老師們沒說，我想送孩子去本身就要花不算小的一筆錢。當上課你看到兩個聽力相差無幾的人，表現有天壤之別，而這只是因為助聽器價格不同時，你就會忍不住的為那個沉默的孩子難受，社會到處都充斥著不公，上天本來就讓他們有缺陷了，還要用家庭的經濟條件來制約他的治療和康復。
那一節語訓課可讓我至今都印象深刻，在一年級的教室里，老師正竭盡力氣的喊，以讓他們明白做土豆絲的程序刨土豆—洗土豆—切土豆—炒土豆，讓他們都讀一遍，力求讀得標準。然后，是發揮，“大家想一想，刨土豆的時候，用什么刨。”“洗土豆用什么洗?水，對，是用水，那，水還能洗什么?來一個一個的說。”“切土豆要先干什么，磨刀對不對?來大家和我一起磨。看看刀磨快了沒有?”“然后要切土豆，大家都來切土豆，邊切邊說，跟我說，切土豆、。大家想把它切成什么形狀?”“猜猜看，老師把它切成了什么形狀?”“切好的土豆絲放在盤子里，滿滿的，像什么?大家說像什么?”“然后干什么?炒土豆，放在哪里炒?”……總之，課堂上，老師會盡力想出很多與之有關的內容，然后，鼓勵他們盡量說出來，老師會看著他們發音標不標準，口型正不正確，邊說邊訓練，邊玩邊學。黑板上的字都注了拼音。
老師不僅是老師，是朋友，是慈母。孩子們最聽的就是老師的話，上課鈴聲一想，老師說上課了，一二三，坐好。他們就全部坐好了。“老師好”，要是聲音較小，或是有人發音不準，老師就說，“不好”于是又重新喊“老師好”，有時重復喊幾次。那次，老師說：“還有呢?”然后拿眼睛瞄了我們一下，聰明的小朋友們就大聲喊：“姐姐好。”“姐姐是來干什么的呀?來看我們說話對不對?那我們說得好好的給姐姐聽好不好啊?”上課時，有人針對別人的話反駁不停，老師會說，你真棒，他的話你都聽見了，但是要放在心里，上課不要說出來。有時，小朋友的耳朵癢、頭疼，老師會趕緊去看。
最后我們也體驗了一下當他們的老師的感覺，大聲、很慢地問：“今天，老師教你們學了什么?”“你們說，這鉛筆是用什么削的，這支呢?”“你們是喜歡用卷筆刀削的鉛筆，還是喜歡用轉筆器削的鉛筆。為什么?”還好，他們都能聽動我的話，還很配合，互動。當然，感覺不像老師上課時那么積極，我也不能像老師一樣，能從一件事，一句話，引出很多話讓他們說。不過老師說：“你講得不錯嘛!” 讓我很是自豪。
斯金納的強化作用在學校里得到了很好的運用，強化作用是塑造兒童行為的基礎。他認為，操縱好強化技術，就能隨意塑造出一種教育者所期望的兒童的行為。老師們對孩子們的肯定是孩子們良好行為發展的方向。
不過，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因為家庭或聽力障礙程度的原因，有的聾兒十幾歲——別的正常孩子讀初中的年齡——還在讀小學三四年級，根據埃里克森的人生發展階段的理論，每個階段的需求和發展的人格不同，如果把他們也和五六歲的孩子同等對待，那會很不利于他們以后的發展。
擺脫無聲世界,走進正常的生活，是他們的成功的目標。杜老師的兒子就是先例。他三歲時意外重度耳聾，醫生都說沒有希望了，但是杜老師不信，堅持用愛和科學的語訓方法來治療，終于能說第一句話，然后上了正常兒童學校，接著考上大學，現在已是北京大學的研究生。有父母般對他們的老師，還有多年來總結的教學經驗和語訓的科學方法，還有社會的關愛，這些聰明的孩子們一定會在努力之后回到我們正常的生活中來。
從實習中我更深刻的認識到，聾兒的聽力有障礙，但是智力正常，對待他們完全可以像對待智力正常的孩子一樣，只是需要耐心，耐心的和他們交流，讓他們明白你的意思。
另外聾兒語言訓練要講究科學方法：交往第一的原則，實用原則，靈活多邊的原則，循序漸進的原則，不能停頓、持之以恒，語言要有趣味性，先求數量、再求質量，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相結合，多給孩子一些信心和力量，生活即教育的原則，要通過培養孩子的動手能力反過來促進語言發展。
作為聽力康復中心的老師，要付出比雙倍的汗水去澆灌花朵，而作為社會工作者去實現我們的專業價值，將有更多的事情等著我們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