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筆名皇甫平，1939年10月生于浙江省平陽縣。曾任《解放日報》評論部副主任、主任、編委、總編助理、副總編輯、中共解放日報委員會書記兼副總編輯、《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等職。
訪談動機
2008年的全國兩會，新華社的報道曾這樣描述：從人代會分團討論，到政協分組討論，從大會發言到飯后閑談，解放思想成為2008年兩會的“熱詞”。
解放思想成為熱詞，人們并不奇怪，因為從2007年年底到今天，自南方始，這個詞已經掀起了一場全國范圍內的小高潮。2007年12月，甫到廣東上任的省委書記汪洋，發表了《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努力爭當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排頭兵》的講話，在這篇講話里，汪洋告誡廣東的官員，“必須認識到，再不解放思想，銳意進取，用改革創新來解決這些問題，廣東排頭兵的位置將難以自保，全面實現小康的目標將難以實現”；要“以當年改革開放初期‘殺開一條血路’的氣魄，努力在實踐科學發展觀上闖出一條新路”。這一講話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全國很多媒體迅即展開報道和討論。
而再往前看，2007年10月15日，中共十七大召開，在大會報告中，“解放思想”被反復提及并被著重強調：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科學發展、社會和諧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
循此脈絡，不難發現，這一次圍繞解放思想的討論，并非突然而至的孤立事件，而有著深厚的改革背景，呈現出中央與地方相互呼應之勢。
在今年全國將隆重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背景下，人們會發問，這一次討論，能否被稱為繼“真理標準”討論、“生產力標準”討論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這一次思想解放，對象是什么？任務是什么？能否觸及改革的核心問題而避免陷入空談？
為此，今年兩會期間，本報專訪了曾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姓社姓資”大討論中起過重要作用的周瑞金先生，這是本報繼2006年與2007年全國兩會期間對其專訪之后的第三次采訪。
為什么會有新一輪“思想解放”
十七大前后，中國又處在一個改革發展的關鍵時刻，又到了一個拐點。
新京報：去年年底開始，廣東掀起了一場解放思想的大討論，引發了全國范圍內的關注。今年兩會，從分團組討論到大會發言，解放思想成為２００８年兩會的“熱詞”。怎么看待這一現象？
周瑞金：這一次大討論，可以稱為“第三次思想解放”。回顧30年改革開放的歷程，凡是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都是在中國發展的關鍵時刻產生的，突破主要的思想障礙，樹立新的判斷是非的標準。
第一次是1978年展開的“真理標準討論”，當時，中國面臨一個向何處去的問題。那一次思想解放高潮，主要是為了突破“兩個凡是”的思想束縛，講到底，是為了突破對領袖的個人崇拜。
新京報：1991年，你主持撰寫了4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關注。
周瑞金：第二次思想解放，也是類似的背景。1989年風波以后，我們又徘徊了3年。有人提出改革開放不能再搞了，再搞下去就會被西方勢力和平演變。在這個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要不要繼續高舉改革開放的大旗，擺在了中國共產黨和廣大老百姓面前。那場思想解放大討論，突破了凡事都要問姓社姓資的觀念，樹立了生產力標準的權威。
新京報：這一次呢？
周瑞金：到今天，十七大前后，中國又處在一個改革發展的關鍵時刻，又到了一個拐點。經過了第二次思想解放，從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以后，這十幾年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的問題。
前面我說過，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前有三年徘徊，第二次也有三年徘徊，這次很巧也有三年大爭論，從2004年下半年開始，圍繞改革開放的大爭論。有人認為改革共識破裂，提出改革帶來禍害，認為市場化改革方向錯了。這是我們今天第三次思想解放面臨的主要背景。
新京報：為什么這幾次思想解放是以“次”或“運動”的形式出現？我們理解，思想解放應該是一個過程，貫穿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始終。
周瑞金：準確地講，是新一輪思想解放運動。當上下獲得共識，需要突破某個思想障礙的時候，在這種意義上形成“高潮”，并不是激烈的沖擊。實際上，思想解放已經越來越緩和，越來越在取得大家共識的基礎上推動。
當然，能不能稱為“第三次思想解放”，能不能和前兩次并列，這個要靠歷史來評價。如果推進得很成功，可以講；如果沒有很大的思想突破，沒有在改革發展上出現明顯的新局面，就不能講。
思想解放要解決的六大問題
廣東存在的“社會事業滯后、發展方式粗放、城鄉不平衡、民生問題突出”等問題在全國有代表性。
新京報：今天面臨的問題，既是重提解放思想的背景，也是掀起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動因。具體而言，面臨哪些問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提到，廣東目前存在“社會事業滯后、發展方式粗放、城鄉不平衡、民生問題突出”等問題，這些問題在全國有沒有普遍性？
周瑞金：汪洋提到的問題在全國有代表性。我總結為六大問題。
第一，三大差別拉大：區域差別、城鄉差別、貧富差別拉大；第二，社會事業的嚴重滯后。中央為什么在2003年非典之后提出科學發展觀，提出五個協調，就是我們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很不協調，比如在衛生方面，一些縣級醫院只有一臺呼吸機，如果非典傳到農村，后果不堪設想。教育領域也是如此；第三，就是民生問題很突出，看病貴、就業難、住房難、上學難突出；第四，經濟發展粗放。能源、資源大量投入，產出比例比較低，帶來了第五個問題，就是環境遭到嚴重污染，生態遭到破壞。一些地方非常缺水，空氣污染嚴重；第六，一些地方、一些領域腐敗現象嚴重，社會風氣不好。
以上市場化改革后累積起來的六大問題，必須加以改變。
市場化改革方向沒有錯
“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吃肉說明私人用品解決了，罵娘罵的是公共品不足。
新京報：這些問題，究竟是市場化改革方向錯誤帶來的，還是改革之中的問題，存在很大爭論。這也是有人提出改革暫停，或改革應該往回走的理由。這個問題，是解放思想大討論必須首先解決的理論問題，或者說，大討論必須要回答，解放哪些思想？
周瑞金：我認為，這些問題恰恰是市場化改革還不夠徹底，沒有完全按照法治的市場經濟去做帶來的，而不是市場化方向本身錯誤。完善的市場經濟應該有法治的保障，當前的政治體制改革沒有跟上，尤其是政府的職能沒有完全轉變，政府是發展經濟的主體，而不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主體，沒有轉到法治、廉潔、責任的政府上來。
我認為，社會的主要矛盾沒有變化，還是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的需求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從改革開放之初提出來，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改變。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變化了，上世紀
80、90年代主要解決私人物品不足的問題，解決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溫飽問題，到了新世紀以后，發生了改變，現在最缺公共品。“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吃肉說明私人用品解決了，罵娘罵的是公共品不足：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就業很難，房子很貴，看病很貴，信息不對稱，還有司法不公正、分配不公正的問題，缺少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所以罵娘。
新京報：問題出在政府身上？
周瑞金：對，要深化政府管理體制改革，首先職能要轉變，現在政府大量財政用于拆遷改造城市，拆遷過程中對被拆遷主體又不尊重，對被征地的農民不尊重，有的地方政府和開發商聯合起來，城市建設得很漂亮，機關大樓也修得漂漂亮亮，但老百姓沒有房子住；義務教育本來就該國家財政保障，怎么還興師動眾搞希望小學，這是不該的。
新京報：有一個現象需要解釋，2006年初你發表《改革不可動搖》之后，反倒遭到很多網友的反對和抵制，一些網民懷念市場化改革之前的制度，認為那時候更好一些，你怎么看？
周瑞金：一些網友的觀點也是從切身感受來的，從感性的角度，好像搞市場化對自己不利，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但是，要解決這些問題，要走回頭路，再搞計劃經濟，以階級斗爭為綱，行嗎？不行。改革總體帶來的還是社會的全面進步，財富的不斷創造，這是不爭的事實。即便現在困難的家庭，也比以前提高了，多數還有電視看。現在網上很多年輕人，根本不知道改革之前是什么樣子。
樹立以人為本的判斷標準
現在提出以人為本，就要把人從“經濟人”轉變為“和諧人”。
新京報：既然市場化方向沒有問題，那么，第三次思想解放，到底要解放哪些思想？對象是什么？
周瑞金：這一次思想解放，要突破的是傳統的發展觀念與全能主義的政治模式。第一次思想解放樹立了“實踐”標準，第二次樹立了“生產力”標準，那么這一次要樹立“以人為本”的標準，判斷是非的標準只能是以人為本。
新京報：怎么理解以人為本的標準？
周瑞金：我們前面兩次解放思想，都是以“物”為本的，導致現在人的物欲、消費欲太嚴重，整個社會非常浮躁，比如大量人才涌向公務員隊伍，愿意到市場上去創業、去創造社會財富的人在減少，這是很不正常的現象。我們要做創新型國家，創業應該是主要的，都去“守城”，都去拿鐵飯碗，這是很反常的。現在提出來樹立“以人為本”的新標準，包含要重視人的精神世界，要解決目前存在的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人與自我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