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學發展觀加快城鄉經濟社會發展
城鄉一體，統籌發展，已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新的時代主題。給農民平等權利，給農村優先地位，給農業更多反哺已成為全社會廣泛共識，也成為中國新一輪改革的中心內容。毫無疑問，統籌城鄉發展必將成為繼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和推行市場化改革后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三個里程碑。
30年改革，使中國廣大農村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巨變。但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和發展卻面臨不少挑戰和問題，城鄉二元結構矛盾表現尤為突出。三十年改革波瀾壯闊，三十年歷程跌宕起伏，歷史和現實已清楚地告訴我們：“三農”問題的癥結在城鄉二元結構，促進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城鄉二元結構“破”在眉睫。十七屆三中全會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根本要求，它也構成了新時期農村政策體系建設的新基點、農村改革發展的新取向。
城鄉分治 建國初期的政策選擇
半個多世紀以來，在我國有一道巨大的鴻溝橫亙在城鄉之間。教育、醫療、就業、保障……在諸多領域，農民無法像城里人一樣享受平等的“國民待遇”。
建國后，我國基本上實行的是城鄉分治政策。新中國成立后，由于中國選擇了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目標的發展戰略，在資本缺乏的情況下，為了降低工業發展的成本，對資源、生產資料、生活必需品及人力成本等，采取了包括統購統銷、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政策。特別是1958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形成了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之后，隨著戶籍管理制度以及相配套的糧食、教育、就業、醫療等具體制度的建立，我國在制度設計上形成了一個實行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以城市和市民為中心，先城市后農村，先市民后農民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這種二元結構及其政策導向，在計劃經濟和產品短缺的年代，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為城市工業化提供積累，對我國工業化的起步和初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同時也導致了嚴重的“三農”問題。人為把農民限制在農村，剝奪了農民追求城市文明的權利；“大呼隆式”的經營管理方式和扭曲農產品價格的政策，使農民缺乏生產積極性，導致生產效率低下，農產品供給長期嚴重匱乏，農村溫飽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統購統銷最終也走向了“越少越統，越統越少”的惡性循環。
二元社會經濟結構造成了農村的長期貧窮落后，不僅削弱了農村對城市的支持能力，而且也導致了我國城市化進程停滯不前，文革后期，由于城市不堪重負，千百萬知青不得不離開城市，上山下鄉。
二元結構 癥結凸顯
改革開放后，農村率先改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由于它適應了我國農村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使農戶獲得了生產經營自主權，徹底改變了過去“大鍋飯”體制，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熱情，從而迅速釋放出了巨大的生產潛能，糧食產量迅速增加，我們在短時間內就解決了13億人的吃飯問題，令世界矚目。
之后，隨著中央一系列放開搞活政策的出臺、市場化改革的推進，以及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農村經濟全面繁榮，農業剩余增加，農民從事經濟活動的選擇權利和選擇空間變大，可以進城打工經商，城鄉交流開始活躍，農民收入大幅增加。有資料顯示，改革開放后的前六年，農民收入增長的速度超過了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的速度，城鄉差別出現了縮小的跡象。
然而，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雖然我國已到了工業化中期，但由于重工輕農、重城輕鄉的政策沒有改變?！稗r”與“非農”之間依然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城鄉除了原有的教育、醫療、就業、保障等的差別待遇外，新的土地政策、投資政策、財稅政策、金融政策等進一步將農村邊緣化。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價，城市對農村低成本征地，強迫式拆遷等等，昔日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剪刀差”逐步演變成城鄉制度性的“剪刀差”。
農民向中國經濟貢獻了“廉價勞動力”和“廉價土地”，而自己的境遇卻在這個過程中變得越來越差，有些甚至流離失所。
資金是發展的啟動器。以城市為中心的財政體制和稅收制度使農村財政資金在凈流出。1978至20xx年，農業各稅和鄉鎮企業稅金由54億元增加到7189億元，年均增長19.l％。據相關研究，1985至1994年，通過財政和金融兩個渠道農村資金凈流入城市系統的資金累計達到4320億元。而財政農業支出占全部財政支出的比重卻在逐年降低，1978年為13．4％，1990年下降到10％，到20xx年只有7．8％。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雖有了長足發展，但農村金融卻出現了倒退現象，被邊緣化。前幾年，國有四大銀行由于過分強調自身效益，紛紛從鄉鎮、甚至縣域撤離，剩下的郵政儲蓄也成了只存不貸的“抽水機”，農村信用社也在強調資金的集中使用，往往把吸收的農村存款上存到縣級以上機構，或投向回報高的城市。
由于農村經濟發展的關鍵生產要素———勞動力、土地和資 金長期處于“凈流出”狀態，加之隨著城市改革的不斷深入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業比較優勢不斷下降，導致城鄉差距進一步拉大，“三農”問題幾經反復，甚至越來越嚴重。
1997年至20xx年，農民收入連續7年增長不到4％，不及城鎮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糧食主產區和多數農戶收入持續徘徊甚至減收，農村各項社會事業也陷入低增長期。“負擔重”、“增收難”、“就業難”，“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一時成為“三農”問題的真實寫照。農村改革和發展又處在了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
統籌城鄉發展 一個劃時代的政策調整
黨的十六大關于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戰略決策，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政策調整。
十六大后，中央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惠農措施，扭轉了農民收入一度低迷徘徊的局面，農民收入呈現恢復性增長的態勢，增幅連續4年超過6%。
盡管形勢在好轉，但由于農民收入基數低等原因，農民收入的增速仍低于國民經濟的增速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20xx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9.5％，為1985年以來增幅最高的一年；同期，城鄉居民收入比擴大至3.33∶1，城鄉收入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為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增幅最高、差距最大———兩組指向相反的數據同時出現，折射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深層次矛盾：城鄉二元結構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
基于對國情的清醒認識，胡錦濤總書記提出“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指出，我國總體上已經到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發展階段。
帶著深深的憂患意識，溫家寶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如果我們懂得了農業，也就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因為沒有農村的小康，就不會有全國的小康。
帶著發展的緊迫感，新世紀5個中央一號文件多次強調，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要始終堅持。
在這一改革思路的統領下，中央從減輕農民負擔，到增加各項農業投入；從掀起清欠風暴，到推進征地制度、戶籍制度改革；從支持農村經濟發展，到加快農村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開啟了以工補農、以城帶鄉、城鄉統籌發展的新時代。
推行稅費改革，減輕農民負擔，讓農民休養生息。從20xx年1月1日起，我國正式在全國范圍內取消農業稅，標志著延續了兩千多年的“皇糧國稅”從此退出歷史舞臺。這個舉措是史無前例的，極大地減輕了農民負擔。
對農民直接補貼。開始是種糧直補、良種補貼和農機補貼三種補貼，20xx年增加了對農民購買生產資料進行補貼，20xx年又推出了針對生豬生產、奶業、油料生產等的補貼。在今年兩會上，一個令人關注的數字是，中央財政預算安排“三農”投入5625億元，比上年增加1307億元，這一增長幅度歷史罕見。
把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的重點轉向農村。全面建立向“三農”傾斜的公共財政分配體制，承諾社會事業等方面的財政增量支出，至少70％用于農村，國債資金用于農村的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二。
全面推進農民工制度改革，加快解決農民工就業、社保、子女教育、戶籍等實際問題，為農民工向新市民轉化創造條件。同時，全面加強培養有技術、有文化、懂經營的新型農民，為新農村建設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加快農村金融改革，探索建立資金回流農村的機制，逐步構建商業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小額貸款組織互為補充的農村金融體系，讓更多金融資金用于農村發展。
加快農村社會事業發展?！皟擅庖谎a”使1.5億中小學生家庭經濟負擔減輕；7.3億農民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為85.7％；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推開。
建立沒有身份歧視、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出臺農民工與城市職工享有同等權利的《勞動合同法》等等，這些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政策舉措的推出，使城鄉“鴻溝”正在加速填平。
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就是要把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納入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全局，通盤籌劃，綜合考慮，統籌城鄉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打破城鄉界限，實現共同繁榮。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質是給城鄉居民平等的發展機會與條件，通過布局規劃、政策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等手段，促進城鄉各種資源要素的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不斷增強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和農村對城市的促進作用，縮小城鄉差距、工農差距和地區差距，推動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從20xx年起，中央啟動了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經國務院批準，設立了重慶市和成都市兩個試驗區。兩地以建立統籌城鄉發展的體制機制為目標，在促進公共財政向農村傾斜、公共設施向農村延伸、公共服務向農村覆蓋、現代文明向農村傳播等各個領域進行了大膽探索，并已取得了明顯成效。
城鄉一體化 歷史的新起點
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第一次從國家戰略層面明確了“城鄉一體化”的目標：到2020年，基本建立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從“城鄉統籌”提升到“城鄉一體化”，不是簡單的文字變化，而是蘊含著深刻的變革內容,標志著我國農村改革站在了一個更高的歷史起點上。
城鄉一體化發展代表了今后我國城鄉關系新的走向，成為今后我國城鄉關系的主題、主線和新的時代特征。統籌城鄉發展，抓住了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核心和關鍵，是解決“三農”難題的根本舉措。
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央統籌城鄉發展的決心和信心。中央站在全局的高度，已著手構筑新時期統籌城鄉發展、實現城鄉一體化的制度框架：
以加大農村財政投入為標志，開始向建立覆蓋城鄉的公共財政制度推進；
以取消“農業四稅”為標志，開始向實現城鄉公平統一的稅賦體制過渡；
以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兩免一補”為標志，開始向基本實現城鄉同等的義務教育制度轉變；
以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為標志，開始向基本實現城鄉平等的醫療服務制度方向邁進；
以探索建立農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標志，開始向基本實現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制度方向努力；
以全面保護農民工權益為標志，開始向基本實現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方向發展。
這些制度的建設，標志著我國在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統籌城鄉發展方面已經邁出了堅實的步伐。
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到2020年我國農村改革發展6方面的目標任務，這是我們黨對8億農民作出的莊嚴承諾，相信在推進新一輪農村改革發展的進程中，8億農民將分享到更多改革發展的成果。
